「被宠坏的孩子」请记取「改土归流」(2)
(原文发表於2014年9月8日)
「改土归流」是中国统治边陲源远流长的政策
明朝的疆域有1,100万平方公里，直接统治的只有两京十三行省400多万平方公里，分布在边疆的700万平方公里属於羁縻统治的地区，由中央政府委任少数民族首领（土豪、土司）代为统治，中央政府不设行政管理机构。某些土司甚至设於贵州、湖南、云南等行省之内。
在中华帝国大一统的思想底下，土司制度只是一种权宜的、过渡性的自治制度。明朝万历年间，四川播州海龙屯的杨氏土司起兵作乱，明朝举全国之兵平叛之。被镇压的播州之后不设世袭土司，改为派遣朝廷官员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改土归流」＊。
到了清朝，国土面积大大扩张，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蒙古、新疆、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大片土地都属於清朝管辖的范围。边疆地方土豪就不仅仅是云贵地区的土司了：新疆的叫伯克；蒙古的叫扎萨克，爵位有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与满州贵族的爵位一样；西藏的达赖、班禅和噶厦政府；东北地区的羁縻卫所土官等。名称与统治方式、土豪的权力与对中央政府的义务等都有所不同。体现的是清朝政府熟练的一国多制统治理念和手段。
清雍正二年，云贵、广西总督上疏请求全面改土归流。云贵川桂大大小小数百土司，要么乖乖交出政权，接受朝廷委任的流官治理，要么拚力抵抗，大军压境下投降被杀捕，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直接管治权回归中央。多次战役，死亡数十万人，不可谓不惨烈。不过数年间，全国土司大部分被废除，改土归流大功告成。延续了八百多年的湘西永顺彭氏土司也未能幸免。
解放后的共产主义中国，在原来的这些土豪自治地区设立了不同的民族自治区，表面上是沿用了明清以来的「修教齐政」政策，但自治区的管理其实与内地的省份没有甚么不同，亦即由中央派遣官员到自治区直接管治，可能也正因如此，才引发这么多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到一个月就成立65年了，尽管自治区民族矛盾多而棘手，这么长时间，经历几任国家主席、总理，统治边陲依然是一仍明清两代以来「改土归流」的旧贯，不但没改，还有过之。
高度自治的长久与效忠、顺从和利用价值成正比
「改土归流」统治政策源远流长（严格的说，不是明清以来形成，而是秦汉以来），它的形成，有内在的历史原因，有其汉族民族性和独特国情。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无论是一国多制还是一国两制，无论在国内的不同自治区还是香港，「改土归流」仍将是中央管治边陲地区的主流政策，「高度自治」恐怕仅能是一个临时、过渡性的制度。
「高度自治」可以维持多久，与自治区人民对国家的效忠、顺从程度和使用（说利用亦无不可）价值的大小等因素成正比。「被宠坏的孩子」如现今的香港，大部份市民（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国家的效忠和顺从，江河日下，香港在政经上对国家的贡献，更是今非昔比，「高度自治」应该不会延续50年那么长。可以预期，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必要时甚至由暗里走向明面）未来将会愈来愈紧，回归已17年的香港，还有多少时间可待？留待高明解答。
～ 完 ～
＊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於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君主，已经开始酝酿解决这个问题。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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