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位身在英國的朋友寫了一篇關於脫歐相關的文章，我在此和大家分享，希望給有興趣理解此話題的師兄師姐提供參考。
從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到7月13日新舊首相交接，三周內英國政壇的劇變令人目不暇接。雖是隔岸觀火， 中國人對以上三個問題的追問卻越來越急切。身在英國，本人試圖就個人目力所及提供看待這些問題的一個參考視角。
公投引發了英國社會撕裂嗎？
沒有，因為英國社會從來就沒有和諧統一過。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尚塔爾·墨菲這樣描述民主社會的特點：“不應再把民主社會想像成一個已經實現了社會關係完美和諧之夢想的社會，民主社會之民主特點僅僅表現為一個事實：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角色可以宣稱自己代表社會整體。”簡言之，民主社會的根本特點就是不統一亦即多元化，這既包括利益多元化，也包括價值多元化。
當下的英國正是如此，既有脫歐派更有留歐派，還有人無所謂，也有人沒主意。脫歐派勝出後，卡梅倫辭職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個人主張留歐，而英國52%的投票者選擇的是脫歐，因此，他認為自己無法代表英國啟動脫歐程式。脫歐派公投勝出後，曾有數天，在英國國會的網站上，按照最近一小時內簽名的人數最多排名，最靠前的三個請願書都是關於脫歐問題的，第一個要求二次公投；第二個要求政府立即啟動脫歐程式；第三個則請求國會不要啟動脫歐程式。各種針鋒相對躍然紙上。
西方的政治理論家承認並接受這種多元化，墨菲就認為，民主社會中的衝突根本就是無法消除的，只要有不同的經濟利益、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種族存在，只要這些因素的力量聚集到可以分出“敵人圈”和“朋友群”，政治差異就會出現。
關於社會衝突的必然性，政治理論家們從佛洛德處找到過根據。佛洛德認為，人類的本性中天然有發自性欲的攻擊性，黨、派則是人們以“愛”的形式進行的事先“投資”以獲得的集體身份認同，人們籍助“我們”以發現“他們”，從而實現深藏于本性中的攻擊性。
經濟理論派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則更為世俗也更容易理解，Authony Downs在他的《民主的經濟理論》中指出，驅動人們行為的無它，就是私利而已，共同的私利形成利益集團；資源的短缺性決定利益集團間的衝突不可調和，這也就意味著社會永不可能達成令所有人都心悅誠服、也即對所有人都有益無害的一致決定。因此，穩定和秩序只能被看作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暫時妥協狀態，而民主正是人類發明的解決人類衝突的工具。
事實上，現代民主制度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承認和合法化不同社會集團的衝突和鬥爭，並拒絕用權威秩序壓制異議。西方理論家不僅承認和接受，他們甚至熱情擁抱這種多元性，在他們看來，多元及多元間的衝突是民主制度之必須。墨菲曾對布雷爾執政時期英國黨派間的陣線模糊表示擔憂，她認為，只有政治中存在左、右的分歧，才可以形成可供人們選擇的黨、派，以保持人們的身份認同感和政治熱情，“如果政治中沒有明確的陣線，其它形式的身份認同就可能粉墨登場，如民族主義、宗教和種族主義等，”她說。顯然，既然人性中就隱藏有鬥爭和衝突的成分，或者用世俗的說法，既然經濟社會中已暗含了不同經濟利益集團間的天然矛盾，墨菲認為公民借用政治派別作為身份認同，以實現佛洛德所說的人類天性中的“攻擊性”或者實現經濟理論派所說的“自身利益”的形式，比借用民族主義、宗教、種族這些形式更有利於社會發展和穩定。她甚至認為，片面地強調統一及和諧一致，否認衝突的不可消除性是危險的，那不但危及民主本身，甚至可能導致衝突暴力化。
承認和接受多元利益與價值間的衝突，並不必然意味著人類前景黯淡。墨菲指出，人類的這種衝突雖不可消除但卻可以被“馴化”，民主的任務就被界定為：找到適當的機制“馴化”衝突，把這種“有你沒我”、不可調和的“敵我”衝突通過一定的政治制度轉變成一種在各方都認同的規則下的“對手”之間的競賽。這次公投的決定其實就是一次“競賽”規則的選擇。
允諾公投，卡梅倫做了一個愚蠢的決定嗎？
我的分析是，卡梅倫根據自己篤信的政治哲學，利用手中的特權，做了一次大膽的民主實驗。結果顯然不是他想要的，但是，斷言“糟糕”也還為時尚早。
的確，卡梅倫觸碰了現代民主制度最敏感的那根神經。西方國家雖然已有很多年的自由民主傳統，但是，現代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內在的矛盾始終未被解決，這次公投就是這對矛盾的突出體現。
現代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是自由和民主之間的矛盾。自由所蘊含的邏輯是個人主義，因而也意味著競爭和排斥；而民主則意味著平等和民治。這樣，“精英”的理性與“庸眾”的政治平等權之間就常常發生矛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解決方案猶如墨子處理魚和熊掌的關係——自由和民主都是好東西，但是，當民主妨礙自由時，哈耶克毫不猶豫：自由更重要！
但政治遠非如此簡單，有政治理論家將解決這一矛盾的努力表述為為如何解決政治決策的民主合法性問題。實現決策合法性的民主方法有很多，精英代議和民眾公投都是合規選項，而這不同的選擇背後則是不同政治家篤信的政治哲學和政治抱負。
上個世紀90年代，政治哲學家提出審慎的民主模式，與此相對的是聚合的民主模式，二者都試圖解決現代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審慎的民主模式蘊含著一種哲學信念，就是相信所有的人內心深處都存有“理性”，人民運用“理性”可以認識到什麼是對所有人而言“好”的選擇，最終達成一致意見。對通往“理性”的路徑，不同的學派各有主張。哈貝馬斯相信溝通和交流的作用，他主張在公共領域進行各種意見的自由呈現和自由辯論，他認為這種意見的呈現、辯論和溝通越充分，人們被利益集團操控的可能性越小。哈貝馬斯相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啟蒙最終可普渡眾生至“理性”的彼岸，從而達到一致的輿論並可“民治”作出對社會普遍有利的正確決策。
與之相反，聚合的民主模式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對所有人都有利的選擇”這兩種東西存在，在他們看來，人的行為由“自利”驅動，資源不足決定了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是根本性衝突，絕無達成真正一致意見的可能，因而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只能建立在不同利益之間的談判和妥協之中，而民主不過就是實現談判和妥協的工具化的“權宜之計”。
主張聚合的民主模式的多是運用經濟理論來研究政治哲學的理論家，如Joseph Schumpeter和前文提到的Anthony Downs。支援這種模式的理論家多反對公投，主張政治決策由代表各利益集團的政黨精英代議。 在他們看來，既然是涉及到不同利益之間的討價還價，就應避免全民參與，否則會導致“系統功能的紊亂”。約翰·密爾則公開表示他對大眾不信任：“政治問題不應當直接或間接地根據群眾的認識或意志來決定，而應當根據針對這一使命受過專門訓練的少數人的意見決定”。即使是相信人類理性的哈貝馬斯也認為，關係利益分配的具體問題不應由公眾投票決定。
實踐中，英國有成熟的代議制民主制度。根據FT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的報導，超過90%的經濟學家和幾乎所有的權威機構都主張留歐。那麼，如果當初採取由國會討論的方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十有八九可以得出留歐的結果。但是，為什麼一心留歐且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系于留歐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卻偏偏選擇了公投？
符合邏輯的推論是，他篤信上述審慎的民主模式，相信英國人的“理性”會投出他希望的結果，同時他也希望用公投驗證他的政治信念。對他而言，這次公投其實就是一場激動人心而又勝券在握的“民主實驗”。和他懷有相同信念者眾，為了迎接“見證奇跡的時刻”，在公投前幾天，金融市場上英鎊兌美元的匯率波動之中連漲幾天；博彩業測算出的脫歐概率只有25%。也因此，公投的脫歐結果後來被稱為“黑天鵝事件”。
個人認為，政治家在如此事關個人政治前途的事情上甘冒風險，應是出於遠大的政治抱負，這正如諸葛亮當年七擒七縱孟獲，圖的就是個心服口服。公投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首先，如上文提及的有關民主的研究，對於什麼才是最公正的民主決策程式，理論家的意見並不統一，邊沁就主張多數原則，他認為多數原則就是衡量一項決策是否符合普遍利益的標準。其次，英國雖有成熟的議會民主制度，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代議制民主越來越受到詬病，且不論代表背叛選民自行其是的情況，隨著市場經濟使財富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類似公投這種向全民開放的政治手段已成為市場弱者政治制衡市場強者的重要手段。在這種新形勢下，以公投的方式彰顯民主的制衡作用的呼聲無論在學界和政界都日益強烈。的確，上文也曾提到，密爾不相信群眾的政治決策能力，可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之初，民主進程狂飆突進，大字都不識一籮筐的大眾因獲得普選權而突然湧入公共領域。時移世易，今天的國民教育程度和民眾的批判精神與當年都不可同日而語，因而，刻舟求劍式地照搬先賢的箴言未必全合時宜。
沒錯，就眼下的結果而言，卡梅倫是“演砸了”，但是，這次公投究竟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卡梅倫下了“大注”的人類“理性”和“一致利益”是否存在，風物長宜放眼量。
身在英倫，個人的感受是，英國人普遍上了一堂民主政治教育課，公投結果公佈後英鎊驟跌、房價下降，接下來還可能發生的退休金收益減少、失業人數增加等後果英國人將不得不悉數承擔。真金白銀的損失才能激發出深藏人類內心的“理性”思考（如果有的話）。個人認為，這種理性的增長已有端倪：首先，眾所周知，公投後大量英國人開始上網搜索關於歐盟的知識，這有穀歌搜索的統計資料為證；其次，至7月8日晚英國政府開始發郵件拒絕公民二次公投的請求時，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已逾史無前例的412萬人，其中有後悔自己當初投票輕率的，也有原本以為自己不重要而未參加投票的。另外，我身邊多位英國朋友雖支持保守黨政策，但嫌麻煩一直充當無黨派人士，前些天著急麻慌地打聽加入保守黨的程式，他們希望自己能給主張留歐的Theresa May投上一票，他們再不敢輕率地以為自己的一票無關大局；還有，據我所知，一些大學的系主任在公投結果公佈後給全系學生髮郵件，除安撫本系歐盟學生外，還檢討自己投票前沒有向學生充分解釋離開歐盟的利弊；最後，Theresa May以超人預料的速度榮任首相，看似各種機緣巧合所致，竊以為這也應歸為英國人補救公投結果的理性之舉。
除此之外，這場公投也給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提供了百年難遇的資料和研究案例，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究的課題，比如，這次公投的結果對民主研究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審慎的民主模式所主張的“理性”真的不存在？還是，“理性”存在，只因政治家、各派社會精英公投前沒能充分呈現觀點、充分辯論以形成資訊足夠豐富的意見自由市場，從而導致理性“啟蒙”失敗？亦或是，社會傳播系統梗阻，因而未能將各種觀點傳達至公民造成“啟蒙”失敗？
卡梅倫在其辭職演講中說：“我們不完美，但我相信我們能成為多種族、多信仰之民主體系的典範。”此非妄言，除了他本人的這次努力，早有理論家指出，在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之時，西方發達國家也正在進行“第二次現代化”，民主制度的進一步探索和實驗當為其中重要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就算這次公投是卡梅倫個人的“滑鐵盧”，這場全球矚目的民主實驗對人類民主制度的研究和發展也有當下無法估量的意義。
至此， 第三個問題應該也有了答案。
最後，溫馨提醒各位，本文僅代表朋友自己的觀點，僅供各位參考！
App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