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前，李光耀常来香港取经，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及文化上的种种，李光耀都会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长期下来，新加坡许多地方都青出於蓝而胜於蓝，超越香港。胜於蓝之一就是组屋。
甚么是组屋？
不少人恐怕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个中详情不大了了，值得介绍一下。
新加坡的组屋
新加坡的住宅房产主要分为两种：组屋和私人住宅。组屋是由建屋发展局负责发售和管理，为广大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的、供屋主长期自住的、廉价的公共住房。只有新加坡公民才能购买新组屋，永久居民只可以在二手转卖市场上购入组屋。在组屋购入后，一般必须在屋主住满五年后才可转卖。建屋发展局规定一个完整的家庭只能同时拥有一间政府组屋。
组屋的发展历程
新加坡的举世瞩目的公共住房保障体系并非一蹴而就，其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减缓屋荒，进行基础建设阶段(1960-1970)
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时，人口约150万，其中有25万人住在贫民窟，33万人住在违法搭建的建筑中，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为了解决房荒问题，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建屋与发展法》，并根据该法令於同年2月1日成立了建屋发展局，开始全面负责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建设与管理，为人们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组屋以及附属配套设施。1961年，建屋发展局开始「五年建屋计划」，1964年宣布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开始推行住房自有化政策，鼓励中低收入阶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组屋。至1970年，建屋发展局累计推出11.8万个租赁单位和4.3万个「居者有其屋单位」，约35%的人口住进组屋。
2. 建设新市镇，大量增加住房供应阶段(1971-1980)
在这个阶段，组屋的建造数量逐年增加，以满足需求的速增，而且建屋发展局开始有计划地按卫星城模式建兴新镇，如大巴窑、巨集茂桥及金文泰等组屋区。建屋发展局也从此时期开始供应四、五房式的公寓给月薪较多的家庭。1975年新加坡放松组屋转售限制，规定居满五年的政府组屋可按市价自由出售，组屋转售市场由此形成，住房私有化程度也随之不断提高。
1971至1980年，建屋发展局推出10.5万个租赁单位和26.5万个「居者有其屋单位」，在这一时期，租赁单位建设减缓，而「居者有其屋单位」的建设大幅度增加。截至1980年，已有67%的人口住进了组屋。
3. 扩张任务范围阶段(1981-1990)
随著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建屋发展局一方面调高家庭入息上限以满足国民购屋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更关注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及培养家庭观念和邻里概念，推行如乐龄人士、联名抽签以及多代同堂等政策，这些政策吸引了许多新申请者，导致1984年出现生产高峰。随著屋龄的增长，新加坡开始了重建旧组屋区的初步计划，拆除空置的租赁物业，将腾空出来的地段进行重新规划，进而改善旧组屋区的设施和绿化。在这一阶段，建屋发展局推出5.5万个租赁单位和40万个「居者有其屋单位」，租赁单位的建设继续减少，「居者有其屋单位」的建设仍然快速增加。到1990年，住在组屋的人口达到87%，也是至今为止居住组屋人口比例的最高峰。1990年以后，组屋人口比重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这是因为收入较高的一部分羣体住进了更高端的私人公寓。
4. 质量改良阶段(1991-2000)
经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发展，到1990年绝大部分居民的住宅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加坡把精力放在进一步改良建筑品质和提高服务水平上。例如1992年通过主要升级计划，业主可以通过投票选择增加一个空间，比如杂物间。1994年通过中期升级方案改善组屋设施。1995年通过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有选择性地将旧的组屋拆除，并在附近地段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新的住房。
在这个阶段，建屋发展局推出6.7万个租赁单位和43.5万个「居者有其屋单位」。到2000年，住在组屋的人口为86%，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5. 改善设施，建设社区，发展绿色环保建筑，可持续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在21世纪，新加坡政府在组屋的发展方向上，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选择在远离市中心的城郊建设拥有良好自然景观的政府组屋，如榜鹅新城；另外就是对老城区的政府组区进行改造和加建。
新加坡政府在2001年通过电梯改造计划，该计划使电梯能在每一层停降，让老龄人及行动不便的居民进出更加方便。2002年通过城市中心复兴计划，为屋龄较久的市镇(如大巴窑)或社区邻里增加新的发展，改善那里的设施和环境，以便和新的住屋发展相互融合，使居民的生活素质得到提高。
组屋计划的政策特点
（一） 政府是建立住房保障制度的主导力量
为解决居民基本住房问题而成立的建屋发展局是起主导作用的组织者。它承担了「组屋」的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等工作，保证了「居者有其屋」计划的真正落实。
（二） 银行储蓄贷款和公积金是「组屋」计划资金的主要来源
「组屋」计划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储蓄贷款，二是强有力的公积金制度。其中带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是一个创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公积金是由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的公益性强制储蓄。公积金一般投资於各种政府债券，但随时可用於住房发展局融资。其周转方式是：政府借用存储的私人公积金给建屋发展局建房，然后将房屋售给用户，费用则从用户的公积金中逐年扣除。
（三） 针对不同层次居民的购屋准入政策
对高收入水平的居民，政府不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而是通过住房商品化方式解决。收入低者才进入「组屋」计划。同时制定政策，依购房者的经济收入水平分层次购屋，其首付款和还款额及还款方式都有所不同，能够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需要，确保了他们买得起房。
（四） 分级别提供公有住宅补贴和低水平房价
主要是严格按家庭收入水平来确定享受住房保障补贴的级别。例如，在住房短缺时，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才有资格申请租住组屋。而最低组屋房价仅为市价的1/4左右，从而保证低收入者买得起房。其收支差额由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政策的调整来弥补。
（五） 重视各类家庭在居住小区中的社会融合
由住房发展局建设的居民小区，混合有不同户型，既有组屋又有商品房，因此每个小区都汇集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促进其融合。另外，政府还采取现金补助和优先购房的激励机制，鼓励复合家庭或已婚子女申请邻近父母的住房，以方便相互照应。
组屋成功的主要前提
组屋的成功，与李光耀的施政理念和能力有脱不开的关系。李光耀之强，强在一边独裁，一边真心诚意为新加坡人民创造安居乐业。这种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安居乐业的衍生物)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物业发展商的暴利无以立足，发展商仅可发展高级豪宅，但由於市场有限，它们永远享受不到大茶饭，要吃大茶饭，唯有向外发展。黄廷芳家族旗下的远东机构上世纪60年代已是新加坡最大的私人物业发展商，有鉴在组屋政策下的发展局限，於1970在香港成立信和集团，主力发展香港房地产，这就是新加坡大发展商被逼向外发展的典例。
回归以来，历届特首(包括梁振英)，屡屡把房屋问题说成重中之重，可是上任后都不敢触动大财团(特别是地产霸权)的既得利益，自是始终拿不出解决办法。
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学习新加坡，以空前的气魄和力度拓地构建居屋、公屋，而这会将财雄势大的香港物业发展商的暴利连根拔起，哪位特首有这个天大的胆子？唯有期望奇迹出现，香港会出现一个李光耀第二，而他的建屋政策又得到中央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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