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占中（53）Kenny G 的啓示

占中内讧 公投搁置

占领行动今踏入第三十天，专上学生联会、占中三子、泛民主派仍未就退场机制达成共识，相反再次自揭於占领运动中进退失据，突然以投票行动过於仓卒，加上沟通不足为由，宣布搁置原定昨晚起一连两日在三个占领区举行的「广场公投」，向三个占领区支持者鞠躬致歉。有建制派议员批评占中团体「五时花六时变」，有亲中人士更指占领行动多次错过退场时机，并渐被激进声音主导。港府高层拒绝评估学联等撤回公投是否有助双方再次对话，重申政府愿以最大诚意以对话化解当前困局。

港府和学联於上周二对话两小时后，期间港府抛出向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设立多方平台讨论二○一七年后长远政制发展，而於两日后，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宣布会举行公投，据悉占中三子当时认为要再与政府谈判须取得民意授权，主张举行「广场公投」，岂料公投议题措词突由温和变得强硬，包括民情报告由「建议」人大常委会「重新考虑」八・三一决定，变成「撤回」人大决定；政改多方平台由「考虑」一七年或之前选举办法，改为一六年立法会选举废除功能界别，以及一七年特首选举要有公民提名。

示威者直幡诉不满

不过，在「广场公投」举行前三个半小时，学联、占中三子、学民思潮和泛民代表突然会见传媒，正式宣布搁置占领区「广场公投」，对行动仓促及未有足够商讨向公众致歉。学联副秘书长岑敖晖坦言投票内容复杂，大家不能理解议案内容，「学生必须承认，今次学生系做错咗。」戴耀廷声称，搁置投票不代表运动停顿，呼吁市民继续前往占领区，商讨未来发展方向。

消息指，众人宣布举行公投以来，连日惹来示威人士质疑，有意见认为是为日后退场找下台阶，另有一批示威人士把矛头指向占中三子等人，批评「广场公投」小圈子，占中三子「抽水成分多」，加上在金钟占领区，有示威人士於公投前夕，於海富中心对开天桥高调悬挂一幅写上「毋忘初衷，暂缓公投」的大型黄色直幡，因此学联於昨早举行多方会议时提出搁置公投，占中三子惟有无奈接受。

政府重申解困诚意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其后出席公开活动后指，不知道搁置投票是否向政府释出善意，重申自己愿尽最大努力化解当前困局，但认为政改问题非香港单方面可处理，希望政府提出的积极方案会得到学联回应。

「运动渐遭激进主导」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分析，撤回投票是避免减低与政府再次对话的机会，又指占领运动进行至今，示威人士多次错过退场机会，变得进退两难，运动亦逐渐被激进声音主导，建议组织者应该尽早退场，与其他争取民主的团体进行有组织和制度化的抗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更批评占中团体「五时花六时变」，令内部决策缺乏深思熟虑，最终变得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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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是我2009年年底发表在国内论坛，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觉得有道理的香港网友请代为转贴到香港本地较热门的论坛和社区。本来后面和网友的讨论内容也很重要，但篇幅过长，就不转贴到这里了。有兴趣了解详情的网友请看以下地址：

http://xocat2.com/f/thread-69680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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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政制问题又起争议。“泛民主派”（简称“泛民”）对特区政府提交的2012年政制改革方案不满，表示要象05年一样否决。其中社民连、公民党声言派立法会议员代表辞职，然后再补选，以达到变相公投的效果。泛民派又计画在元旦组织大游行，向政府施压。
　　
　　
香港政坛素有泛民和建制（一般称为“亲建制派”，有人指为“保皇派”，此称谓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及贬义，本文不采）之争。现在的泛民派，多数在殖民地时期，尤其彭定康时代正是当时的“亲建制派”（按某些人的逻辑，也可称为当时的“保皇派”）；现在的建制派当时多数倒是“反建制派”。回归后角色互换，继续争吵了10年，依然分歧多共识少。由於人大已於07年确认2017年可普选特首，其后可普选立法会，泛民也感到再执拗於此难以获得多数港人认同，故近期策略重点转向争取“普选路线图”和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
　　
　　
泛民派一直以高调民主的姿态抢占道德制高点，蔑视其他不同声音。但从他们对功能组别的态度可知，他们的民主观其实是肤浅狭隘的。所谓“肤浅”，是他们不知道功能组别的存在，恰好正确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利益诉求；同时，他们也不懂得他们膜拜的鼻祖－－西方国家所通行的分地区选举形式，存在严重先天缺陷，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并已酿成了许多弊端，亟需与时俱进的改革了。所谓“狭隘”，是他们之所以反对功能组别，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利益问题。在按行业/职业划分选举的方式下，泛民难占优势，因而他们甚至反对功能组别的普选，要求全部撤销功能组别，只实行分区普选。
　　
　　
另一方面，建制派中赞成保留功能组别的人，整整10年也无法拿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来支持其主张。有人以香港的“特殊性”（或曰“香港港情”）来论证小范围功能组别选举的必要性，如此势必被指为“特殊利益”服务、小圈子选举而不堪一击；或有主张功能组别普选的，却无法有力反驳泛民的诘难，无法充分论证其优越性何在，特别地，对普通市民利益的好处何在。同时，部份建制派政党和人士基於和泛民类似的利益考量，对功能组别普选也不热衷；更有人患上“普选恐惧症”：既担心自己落选，又担心选上的人不能代表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於是，建制派在泛民派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往往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其无能和懦弱也可见一斑。
　　
　　 本文不拟对香港特区政府的2012年政改建议作出评论，只拟澄清和说明以下问题：功能组别选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实施办法。
　　
　　
首先，民主政治目的是什么？不仅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更是因为现代社会客观上就存在许多不同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需要相互了解，相互协调，整个社会才能在良性互动中繁荣进步。是故，一个好的选举制度，绝不仅是“一人一票”和“货真价实”就能万事大吉。如果一种选举设计，所选出来的人都是同一模式，同一类型，就算它多么“一人一票”，多么“货真价实”，都与民主政治的目的相去甚远，也谈不上有效代表民意；而其必然带来的负面效果，更是难以估量（此点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那么就要研究，人们出现不同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原因是什么？就个体而言，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和原因；但就群体而言，则主要是由地区差别，行业差别和职业差别引起的；并且，这三种差别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上居於不同的地位。
　　
　　
在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前期，由於交通困难，人们旅行迁徙，货物流通交易都甚为不便，社会联络很少。当时的社会结构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为主，通常一个镇里面就集中了人们生活、生产所需的全部物资和行当，许多农民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去过县城。因此这个时候，群体的不同主要来源於所在地的不同，以地区划分选举也是合理和有效的。但这种状况在工业化后期已经大大改观，资讯化时代更是根本转变了，主要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度却没有跟上。
　　
　　
再从不同层面来看。如果我们说不同省人的区别，例如山东人和浙江人的区别，倒是能很快说些大概；同省不同市人的区别，例如青岛人和烟台人的区别，肯定就要困难不少，含糊不少。至於同市不同区人的区别？广州市越秀区和荔湾区人的区别？？香港九龙东和九龙西人的区别？？若说有，也是挠破头皮，勉强为之。相反，不同行业/职业的人，由於工作性质和所处环境不同，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都可能有极大差异，即使他们就住在隔壁。例如教师和销售主任肯定不同，做饮食的和做贸易的也肯定不同，等等。
　　
　　
一般来说，区域越小，人群之间的地区差别就越小，行业/职业差别相对越大；时代越进步，地区差别越小，行业/职业差别越大（社会分工越细致深入）。因此在现代，在一个大国的层面，地区代表较多尚算合理，因为毕竟多数人和多数企业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在一省或一州之内；越往下，地区代表应越少，行业/职业代表应越多，才能如实地反映社会结构和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
　　
　　
如果进行逻辑归类，地区代表的事务通常和人们工作以外的时间有关，例如福利、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体育场、电影院、图书馆、公园......）、文娱活动等；行业/职业代表的事务则和人们的本职工作密切相关。就业是民生之本，人们总要先有工作才有收入，才有各种生活享受。因此，将行业/职业代表排除在外，不仅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更是有意无意地忽视选民最重要的核心利益。实际上，如果让选民在地区组别和行业/职业组别中二选一，我相信70%以上的选民会选择做行业/职业组别的选民，而非地区选民，因为理性的思考会让他们明白到什么才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事务。如果不相信选民的理性和判断力，任何选举都无从谈起；如果相信，多数人却选择做行业/职业选民而非地区选民，那么泛民所坚持的取消功能组别，就是和民意背道而驰；所鼓吹的分区普选的意义，就是明明白白的夸大和误导了。
　　
　　 有人会问，既然功能组别这样好，怎么西方国家还是分区普选为主，很少见功能组别的普选呢？难道他们也蠢得不明白其中道理吗？
　　
　　
这里主要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而非技术或成本上的原因。自然，鉴别一个人是否符合某个行业/职业的选民资格，要比按其居住地划分更复杂，花费也更高，但并非不可行。一个人如果看重本行业/职业对自己的影响，也会积极配合提供证明材料。退一步说，即使不能全部选民都严格准确地划分，简单证明所带来的误差也不会很大，因为虚报、错漏或频繁跳槽的人始终还是少数。事实上，95年彭定康推行“新九组”直选时，也只是按港人在1991年申报的职业划分选民资格。4年间多少人的工作发生了多少变化，又有多少材料是虚报或有错漏的，就是忽略而过了。西方社会几乎人人都有完善的纳税记录，因此确定他们所在的行业/职业并不特别困难。
　　
　　
之所以很少功能组别的普选，是因为这些国家长期实行分区普选制度，已经造成了一个庞大而顽固的既得利益团体－－分区普选制度下当选的议员。这些人适应了分区普选的特点，如要实行功能组别普选，一来地区席位必定减少，既得利益必定稀释，二来他们若转投功能组别，则多数不能适应。因此，这些议员不约而同地对功能组别普选投反对票，又不断发表各种攻击功能组别的言论。如此，不但任何主张功能组别普选的议案不可能通过，甚至连提出的机会也没有。而社会大众受到这些人误导，也真以为功能组别一无是处了。
　　
　　 事实上，由於长期实行单一的地区选举制度，西方国家和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弊端：
　　
　　
1.按地区选举产生的议员，必然无法保证其在某一行业/职业的专业性和熟悉程度；换言之，对於大多数行业/职业来说，他们都是外行。因此，当政府的政策或其他议员的议案有损於某行业利益时，他们无法识别和抵制；而当这些政策或议案有利於某行业发展时，他们还是不懂，也谈不上支持和回应。是故，必然造成行政和立法之间，立法和立法之间，立法和社会之间的隔膜和冲突，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当然，西方国家有一些补救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例如立法机关通常设有许多专业委员会，聘请社会各界的专家为他们提供意见；一个议会几百号人，完全不懂行的情况不多见，总有一两个“粗通”或“略懂”的，等等。
　　
　　
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专业委员会只是个谘询机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这些外行的议员手里；它的存在大大增加了议会运作的成本，降低了效率，也容易导致刻意误导议员，操纵表决的情形。例如，你请些什么人来谘询，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和水准，他们对议员“启蒙”和引导的手法是否高明，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投票结果和议案最终的社会效果。这样就为少数人操纵议会提供了方便和可能，从而与代议政制和民主理念的初衷南辕北辙。
　　
　　
至於那些“粗通”或“略懂”的议员，因为他们代表的只是所在地区，如果该地区没有选民提出类似意见，或者该地区选民对该项事务不太关注，那么他也没有一定要管的责任；又或者他本身对问题的认知没有选民迫切，也可能敷衍了事。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选民很关注此等事务，即使这个议员是完全的外行，他还没有搞懂这些事情，为了博得选民好感，也很可能迫不及待地乱发议论和提案。因此，单一地区选举制度下产生的议员，可以什么都管，也可以什么都不管，责任和权力划分含糊不清。
　　
　　
如果同时存在地区议员和行业/职业议员，情况就大为改观。选民既可向地区议员投诉，也可以向行业/职业议员投诉，不仅多了选择，而且他们都有必然要管的责任。这些议员的工作重点和专长各不相同，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监督的作用。而那些企图操纵议会，输送利益或者损害特定群体的行为则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揭露和抑制。事实上，香港回归以来虽然争吵不断，但基本维持了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各行各业的谅解协调，没有出现台湾那样的混乱、对抗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还有功能组别议员的存在。尽管这些议员多数不是普选产生，但其角色也决定了他必须为全行业/职业负责，接受全行业/职业的监督。
　　
　　
国内媒体为了揭露西方政治制度的“虚伪性”，常常乐於报导某某国家某某利益集团收买某某议员之类的新闻。其实，这种现象的发生正是由於功能组别缺位造成的。一方面，某些行业的正当利益没人代表，没人重视，某些企业只好出此“下策”来保护自己；另方面，如有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企图不当得利而勾结议员，由於议员不对任何行业/职业负责，不必担心因此影响自己的地位和连任，因为受损者只集中在某行业/职业而非他的选区。不要以为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所谓舆论多数时候也是外行人说外行话，或不知情者的胡乱猜度，他们更不是权力机关；而精明的作恶者是不会蠢到给司法留下足够证据的。退一万步，司法调查和检控即使最后成功，也必然是耗时费力，社会成本高昂，当事人负担极为沉重。因此议员是否贪腐，是否谋私，将主要取决於他自身的道德操守，外部约束似有实无。当然，许多时候议员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辨别这种企图，他们被误导和利用的情况更多。
　　
　　
2.由於按地区划分选举，候选人为争取当选，在位者为争取连任，势必不断许诺增加该地区的福利和公共建设投入（所谓地区议题或“八小时以外”的事务也多是此类）。每个地区，每个议员都如此，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准和公共开支无限制地拉高，远远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允许，带来严重后果。
　　
　　
为什么会发生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由於美国也是单一的分区选举，议员和一些地区选民互相呼应，不负责任地竭力拉高本地区福利水准。美国政府面临来自议会和民间的强大压力，但它自身标榜的自由市场传统和低税率政策又使它难以仿效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於是，美国政府指示两房低息大量贷款给经营房贷的金融机构，后者再贷给所谓“次级贷款者”（实质是不合格贷款者）；美联储也长期以低利率配合。这就为次贷“爆煲”埋下了地雷。进一步地，由於美国政府迫使金融机构承担了它们本来不应该承担的风险，作为补偿，也就只好放松监管，鼓励通过“金融创新”，把这些垃圾资产包装和炒作，将风险转移出去。这又为危机的急剧扩大和恶化，为金融海啸的爆发扫清了障碍。眼花缭乱的现象背后是深刻的因果链。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是企图以市场方法实现福利制度功能的结果，而归根结底，正是选举制度不合理，导致议会力量失衡和左翼民粹泛滥的结果。
　　
　　
3.只按地区划分选举，必然造就一大批模式和类型相似的人，这些人好听一点叫做“职业政治活动家”，难听一点是“投机政客”，通俗一点就是“专吃政治饭”的人。请注意，我并非一概否定此类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通常这些人学习、沟通、表达和鼓动的能力也较强，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但如果只有这类人，这个议会是畸形的，弄不好还是乌烟瘴气的，其所代表的“民意”也是歪曲的。
　　

这是因为分区选举，候选人要当选，必然要在该选区积极曝光。平时要不断做服务市民，拜访市民，为民请命之类的工作（也可称为“亲民秀show”），竞选时要到处宣传造势，如此这般。候选人要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同时在性格、能力上也要有一定的特点，才能适应这类活动。因此长期坚持单一分区选举模式的结果，就是只有这样一类人当选，而具有其他能力和专长的人，或本职工作不允许有太多空闲时间的人没有办法晋身议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代表整体公平的议会，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和容纳不同类型、特点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职业政治活动家”是必需和有益的，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更是必需和有益的。香港本身就有区议会和大量区议员，一般的服务市民工作完全可以由区议员去做，立法会议员应更多地著眼於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对他们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个只由同一模式和类型的人组成的议会是肯定不胜任的。典型的例子是，“大状”（大律师，即可以打刑事官司的律师）梁家杰07年在和曾荫权竞选特首的辩论中，对香港当时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性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窍不通，以为是可以随便拿来“派糖”（搞福利）的钱。其实那是为了维持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所必需的准备金，无论法理上还是操作上都是不能轻易动用的。
　　
　　
4.只按地区划分选举，势必使当选议员片面强调本地区的利益和特殊性；人人如此，势必夸大地区差别，制造地区矛盾，导致法律和政策的短视和短期化，最终还可能酿成地区分裂。欧洲各国主要以单一民族构成，依然存在大量的地区矛盾。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就不必说了，象捷克斯洛伐克，其建立是在一战以后，当时并没有外部的强迫，这两个民族也非常相似，一起生活了70多年还是要分家。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了400多年，都使用英语，近年苏格兰的分离势力也在不断抬头。究其原因，也是单一的分地区选举模式导致。工党布雷尔执政期间，为讨好苏格兰选民恢复了取消300年的苏格兰议会，进一步助长了苏格兰的分离倾向。如果说以上国家的确还是存在族群差别的话，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人为制造和夸大地区差别，那就不仅荒谬透顶，更是有害无益。
　　
　　
另外，分区选举的议员倾向于将越来越多纯粹的地区事务和议题带进立法会，干扰正事，降低效率，浪费资源和会议的宝贵时间，这一点已经被不少香港人认识和提及，故不多述。但请注意，香港是在还有50%的功能组别议员时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同时，分区选举还可能引来当地灰色甚至黑色势力的介入，干扰选举秩序，破坏选举公正。这在全局范围的选举（如功能组别）中很难出现，因为灰黑势力通常只集中在某些地方，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全局选举结果，不值得冒险去做。虽然类似情况在香港很少发生，但在台湾则时有所闻。最后，各政治派别为了争夺议席，经常出现住在A区的人“空投”到B区参选的情形。请问这样的人对该区熟悉多少？贡献多少？如此分区选举不是笑话又是什么？
　　
　　 现在再来看看泛民对功能组别的非议，几乎无一站得住脚：
　　
　　
其一、所谓功能组别不能囊括所有选民，有违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这可以通过调整和增加新组别来解决。例如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失业者、家庭主妇等等，可以用“其他”组别覆盖之。泛民也知道这条理由不太有说服力，近年也少提了。
　　
　　
其二、所谓功能组别议员经常和政府一致，起不到监督政府的作用。这一点又是泛民的肤浅和狭隘了。难道支持政府的某项政策就一定是“保皇”？总和政府对著干才是“民主”？该支持的支持，该反对的反对，那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功能组别议员和政府的一致性的确较地区议员为多的话，那不是他们刻意巴结政府，而是按行业分类选出来的人，通常是管理者出身，而政府也是管理者，管理者和管理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关注点当然更多相似。自然，议会里必须有被管理者的声音，但也必须有管理者的声音。
　　
　　
其三、所谓功能组别制造行业/职业矛盾，分裂社会。这完全是泛民的无知。如前所述，现代社会中主要差别是行业/职业的差别，分工细密，隔行如隔山，种种误解和矛盾本来就是存在的。功能组别的存在只是真实反映了这种矛盾，并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互相碰撞，互相了解和达成共识的途径。当议会只有地区议员时，现实存在的行业/职业矛盾就被忽视和掩盖，反而无端制造和夸大了许多地区矛盾。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应是一目了然。
　　
　　
因此泛民对功能组别的抨击，唯有“小圈子选举”可以一议。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反对功能组别普选呢？可见“小圈子选举”也是一个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按行业/职业分类选举，泛民难占优势。例如95年彭定康搞“新九组”直选。当时香港人心不稳，人们对前途充满疑虑，老彭和港英政府也高调民主给泛民（当时的保皇）打气，整个大形势非常有利於泛民（当时的保皇）。但“新九组”的选举结果，依然有近半数的当选议员非泛民（当时的保皇）背景。如今较为安定和缓解的气氛下，泛民就更难在功能组别占到便宜。
　　
　　
这要从泛民的社会基础说起。泛民的主要构成是中产阶层内，职业性质较为自由的那些人，例如律师、会计师、教师、传媒工作者、时事评论员、社会工作者等等，外加5~10%“愤怒的一群”，即对社会和政府极端不满者。“自由中产”的特点是，个人的专业修养可能不错，自视也甚高，但在组织中却经常不属於核心决策层。例如企业都有会计/出纳，人事/行政经理，很多也有专门的法务代表，但在多数老板看来，这些只是辅助性工作，他最看重的还是销售、生产、研发等和主营业务流程直接相关的人。因此自由中产颇感落差，渐渐萌生对组织和社会的不满；缺乏领导岗位的经验又使他们难以从管理者的角度现实、理性地思考问题。於是自由中产经常表现出一种激进改革，高调民主的态度，认为他们的才能和抱负不得施展，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致。
　　
　　
其实自由中产大可不必牢骚若此，上帝是公平的，只是你有没有智慧认识到这种公平。例如“法务代表”在许多企业可能都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法律行业的通配性很强，就业的选择余地很大，基本没有失业之虞（水准太差者除外）。并且，这个职业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和前景也比许多行当远为优越。自由中产所从事的职业大多具有以上性质。相对地，一个建筑工程师和一个电子工程师就无法互换，一个零售业的销售经理和一个制造业的销售经理也难以通配。那些因企业衰落倒闭而失意失业的人又当如何计算呢？
　　
　　
泛民成员的这些特点，使他们很适应分区选举的要求－－较多的业余时间，较强的演讲、说服和鼓动能力，等等。但若按行业/职业分类，他们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首先，某个行业内知名度最高的当然是老板和高管，或所谓工商界人士；其次，泛民成员普遍在行业内不居要位，自然也就无法领略该行业的真正奥妙。内行对内行，比的不是谁的口才好，谁的口号漂亮，而是谁对行业的了解更深入，更全面；谁的意见更专业，更能抓住要害。以上方面泛民成员是无法和工商界人士比的，因此即使普选功能组别，泛民也难占便宜。
　　
　　
不过香港工商界人士普遍有一种忧虑：如果普选功能组别，由於中下层雇员（被管理者）总是占大多数，选出来的人就可能和他们（管理者）格格不入，不能代表，甚至刻意损害他们的正当权益。这个担忧并非没有道理。95年彭定康搞的“新九组”直选，原为工地判头（即包工头）的曾健成（俗称阿牛）就被选为“渔农、矿产、能源及建造界”的代表。试问草根出身的阿牛和李嘉诚、李绍基之类的地产大佬能有多少共识？和香港电灯、中华电力两家专营了几十年的电力供应商又如何“有得倾”？阿牛若要维护基层，必将和这些业界大佬冲突；若和他们妥协，又将被基层视为背叛而唾駡。所以他要“打好这份工”，实在是勉为其难。阿牛的特点更适合做劳工界代表，或者地区代表（后来也多次参选立法会地区代表，但没有成功）。
　　
　　
因此部份工商界人士坚持保留“小圈子选举”，其实是对现有选举制度的缺陷－－乱拉郎配，随意组合的一种反弹。不过，这种人为地排除行内大多数人的粗暴手法，和现代文明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对立，是不堪一击，没有前途的。工商界人士对此必须清醒认识，毅然放弃。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懂得，行业和职业对人的不同影响。一般地，某人在某行内职位越高，要求他的专业水准也越高，其对行业的忠诚度也越高，因为行业的利益与切身利益关联度越高。相反，许多基层职位都是流动性大，要求不高，雇员稍加培训就可以上岗的。社会对其所在职业的重视与否，对基层雇员来说，利益关系远大於所在行业。
　　
　　
因此功能组别普选能否为社会各界都接受，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关键在於组别设计。如果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在所属行业、职业和地区之间三选一，那么首先大批基层雇员会理性地认识到，职业对自己更利害攸关，从而选择做某一职业的选民；然后地区选举也会分流相当部份选民；最后剩下来的那些行业选民，即使工商界人士仍然是少数，但既然他们认为行业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事务，那么首先就不能人为地将他们排斥；其次，他们也会更了解这个行业，更珍爱这个行业，更倾向於从行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出发考量和选择，而非逞一时之快。如此，加上工商界人士具有的天然优势，如果他们还是害怕普选，还是没有信心，那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值得同情。同时，由於选择行业、职业或地区是选民的自愿，泛民即使极不乐意也不敢再多声气了。
　　
　　 我对将来香港立法会普选的设计如下：
　　
　　
假设2018年（或2020年，按人大指示为准）香港普选立法会，共有100个议席。其中20席地区代表和20席功能组别（行业和职业合称）代表为基本议席，另外60席为附加，根据该选举组别得票比例进行分配。一人一票，可以而且只能在地区、行业、职业之中三选一投票。
　　
　　
例如：假设有一个选区叫“港岛东”，该区选民占全部选民的15%，则基本席有20*0.15=3席。如在最后投票中，实际投“港岛东”地区候选人的票占总票数的5%，则该区可再获得60*0.05=3席附加，合共6席。此6席再根据该区各候选人的得票率分配和决定当选者。
　　
　　
为避免某些组别投票人和议席过多而失衡，可对附加议席上限作出规定。如前，每组别平均附加议席为基本议席的1.5倍，可设3倍为上限。例如：假设有一个功能组别为“传媒娱乐业”，其基本议席为1席，但实际投票中8%的选民投了它的票，那么该组别最多也只能增加3席（而非60*0.08=4.8，取5席），共4席。然后扣除这3席和8%的选票，其余57席再按比例分配，如再有超出上限者则重复如此进行。
　　
　　
这个选举办法除了可以保证各方面（建制、泛民和其他）的底线要求外，最重要的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敢再对选举结果说三道四。这是目前看来唯一可能解决争议的方案。此外，它还有诸多好处：
　　
　　
1.由於每个选举组别的议席数量可伸缩，竞选者就负有为本组别，也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压力和动力，从而那些恶意攻击，互相拆台甚至栽赃构陷的行为将得到极大抑制，竞选者将以更积极，更正面的态度参选，争取共赢而不是斗个你死我活。反之，如果固定了“馅饼”的大小，你多一块我就少一块，以上负面现象就会越演越烈。
　　
　　
国内一些人，尤其是左派同志经常批判“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条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路线。他们哪里懂得，经济不发展，就意味著社会财富不再增加。人们丧失了从增量财富中获利的可能，只有拼命争夺存量财富。因此，一个经济停滞的社会必定动荡不安，矛盾尖锐，人们的生命财产随时面临严重威胁。好的制度使鬼变人，坏的制度使人变鬼，有几个人懂得这样思考？更有几个人懂得这样设计呢？？
　　
　　
2.某个组别的参选者，其竞争对手不仅来自组内，也来自组外，而组外的竞争对手却是不确定，不可知的。这就迫使参选者只能专心为本组别的发展多做“有益和有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是专心去打击对手，因为大多数“对手”根本不知道是谁，最大的“对手”也很可能不是组内人。这就有点象干隆发明的秘密立储制度。这个制度以前，皇位的争夺充满血腥；这个制度之后就平和了许多。
　　
　　
3.由於每个组别议席的数量不确定，这就极大地考验各政党和团体对真实民意的把握能力。自以为是，错投资源的政党将遭到严重失败，从而迫使他们更加接近市民，更加不敢高高在上享清福。同时，选举结果也为选民所关注的问题作了准确的指示，有利於政府参考施政。
　　
　　
4.关键是，选举结果既照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更真实地体现了社会结构和民意所归。在人们更关注，投票更多的行业、职业或地区安排更多的议席，顺理成章，比任何人为划定都更好更有说服力，更符合民主政治的宗旨。
　　
　　 5. ...，....（请网友补充）
　　
　　
另外，目前分区选举本身也需要改革。区数明显过少，区域明显过大。如“港岛区”是一个独立选区，但港岛却是香港人口最密集，经济最繁荣的区域。打死我也不相信那些议员能服务整个港岛那么多的人。这种大分区的结果，是专心为市民服务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议席和肯定，而名气大的人可以随便“空投”参选，也往往能选上。选区越大，社会工作就越不重要，名气就越关键。这和地区议员的角色定位明显不符，也是奖懒罚勤，打击为市民服务热情的错误制度。
　　
　　
这个荒唐的分区办法，我个人猜测，是建制和泛民两个主要政党，民建联和民主党暗中交易的结果。彭定康时代搞小选区和单议席单票制，民建联不利；回归后搞比例代表制，民主党不利。於是搞出个大选区比例代表制，民主党基层薄弱，但有知名度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比例代表制下的损失。但这就对那些长期专心做社会工作的小政党和独立候选人不公平了。
　　
　　
最后，现代政党政治固有其优势和必需，但也带来许多弊端。象台湾那样激烈对抗甚至暴力冲突的场面，我相信大多数国内人是不愿意看到也不以为然的。究其原因，是政党胜选后掌握的权力过大，诱惑过大，从而驱使人们忘乎所以。有些国家如俄罗斯已实现司法机构的非党化，政党人士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等等，但远远不够。以美国为例，我认为正副总统、国务卿、主要内阁部长、议会议长、各州州长、高级军官等都必须在上任前宣布退出任何政治组织。自然，他们信奉什么思想，喜欢用些什么人，那是他们的自由。但这至少可以时刻提醒他们，保持公共权力的中立性和全民性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时刻提醒任何政党，它们都是民间组织，它们都是特殊利益团体，尽可能减少它们的非份之想和非份之举（利用政党的组织关系干涉公权）。
　　　　

2012年立法会选举, 有 1,838,722个人在地方选举投了票, 占选民人数的 53.05 % .

其中1,810,983地方选举的票有效, 白票或废票有 27,739 张.

地方选举中泛民. 中间及建制的得票如下:

港岛区----

181,292 (54.81%) ; 3,744(1.13%) ; 145,729(44.06%) 总票数系 330,765

九龙西----

143,166 (61.69%) ; 7,004(3.02%) ; 81,911(35.29%) 总票数系 232,081

九龙东----

154,734 (54.33%) ; 3,263(1.15%) ; 126,785(44.52%) 总票数系 284,782

新界西----

272,166 (54.59%) ; 39,569(7.94%) ; 186,875(37.48%) 总票数系 498,610

新界东----

256,623 (55.22%) ; 41,544(8.94%) ; 166,578(35.84%) 总票数系 464,745

全港计----

1,007,981 (55.66%) ; 95,124(5.25%) ; 707,878(39.09%) 总票数系 1,810,983

香港地方选举行比例代表制, 如根据上表咁泛民. 中间及建制的立法会议席应如下:

港岛区 7席----4/0/3 但实际上变成 3/0/4

九龙西 5席----3/0/2 而实际上亦系 3/0/2

九龙东 5席----3/0/2 但实际上变成 2/0/3

新界西 9席----5/1/3 但实际上变成 4/0/5

新界东 9席----5/1/3 但实际上变成 6/0/3

全港计 35席----19~20/2/13~14 但实际上变成 18/0/17

中间差果几席的原因,系泛民自视过高配票失败, 山头主义鬼打鬼互不相让.

如果2016地方选举的议席及产生方法无变，而假设泛民各派继续狗咬狗骨，咁我预估下列情况会发生：

1 登记选民达3.7M

2 投票率有 5成半

3 投票人数突破 2M

4 泛民总得票与 2012年相约，但得票率跌到得5成。

5 建制派总得票有少少增长，我估计过 80万票，有突破4成的可能。

6 走中间温和路线的独立候选人会当选，下列人士系我心水，包括方国珊及庞爱兰，而自由党若找刘健仪重新披甲转战九龙西，可修成正果，望田少考虑愚见。

若果我的估算真的实现，咁地方选举的议席分布会变成泛民 16 席，中间派 2 席，建制派 17 席。

那么香港就可从新上路，希望各选民俾一个机会自己！

以前香港有人提出“两院制”和“一人两票”。两院制的低效率明显不适合香港情况，两院争做老大，势必损害香港安定。况且，泛民既然反对任何非普选的方案，也就必定反对任何一个议院由非普选专业人士组成。“一人两票”看似兼顾了“八小时内”和“八小时外”，但地区代表和功能组别代表的比例划分又将争吵不休；基层选民分流减少，不利行业选举的代表性。

　　基层选民分流减少，不利行业选举的代表性－－所谓代表性应如此理解：那些不仅身在某行业（或职业、地区），而且视之为对己最重要，利益最攸关的事务之人的代表。
　　
　　　　
　　对不起，我为自己刚才的粗鲁向你道歉。
　　功能组别的存在会产生真正的利益代言人。
　　电网的利益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其后面必然伴随电网员工的消极怠工。
　　均对的利益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其后面必然伴随军人的消极怠工，
　　医院的利益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其后面必然伴随医生的消极怠工，
　　……
　　　一个个庞大的垄断集团必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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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对何为垄断和消极怠工的理解我和不同。
　　
　　例如现在国内很多人骂医生，但医生（特别是基层的医护人员）也一肚子苦水：我的工作又脏又累又高风险，可就那么点工资。。。所以各行各业的利益诉求里很可能都有合理成分，当然也会有不合理成分。没关系，都抖出来，让公议去判断好了。一个行业一两个代表，议会里不会占多数，最后只会是那些真正合理的诉求才能获得多数议员和公众的支持。而首先是要有人代表他们把这一切不断说，说清楚。

　　任何人，任何行业，只要他合理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都会消极怠工，或者上街示威，不管是否存在行业代表议员。存在行业代表议员的时候，至少大部份诉求都能有适当途径提出，至少可以起到提醒社会注意的作用。相反，没有这种议员，一肚子屈闷得不到宣泄，而且觉得公众不理解他，议会里又没有人支持他，越憋越坏。说到垄断，由一帮巧舌如簧的投机政客霸占议会是不是垄断？？
　　
　　请仔细阅读主贴。不要让对现实的不满干扰理性思辨。西方制度的确还有许多缺点，研究好这些问题对民主只会有利无弊。
　　

楼主的“功能选举”理论看似好，但其实基本就是一不可操作的制度，如果勉强操作，一定会变成现在任大制度那样的集权-寡投体制。道理很简单：
　　1.怎么界定，由谁界定某个选举的“功能集团”？理发师群体是该单算一个功能选民群体，还是该和开小店的、卖油条的一起算一个“个体工商户”群体？根本没有标准。
　　2.怎么确定各个“功能集团”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决定票数分配？有人说石油业利税多，所以重要，应当多分配一些票；有人说农业就业人口大，所以重要，应当多一些票。同样根本没有标准。
　　3.由於社会形势变化，过去的“功能集团”有很多削弱甚至消失了，而同时却出现了新的强大利益集团，那时候怎么办？要既得利益集团重划集团界限和票数？有多大可能性？
　　所以说，功能选举制要么根本无法操作，要操作的话，还是必须由一个绝对权威的老大来决定谁是投票功能集团，谁多少票，什么时候重划。这根本不是民住，是闹剧。
　　这也就是在西方“功能组别”为何几乎绝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家比你傻，或者有什么既得利益，而是“功能选举”这东西，在高度复杂且变动剧烈的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和民主原则相容。

　　　　　　
　　诚然，像功能组别那种等级协商制（另一种例子就是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等级议会），在相对静止和同质的传统农业社会，也勉强算是一种民主形式，或至少是民主的雏形。但这种东西放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再适应民主原则了。要在现代实行等级协商，只会蜕变为寡头政治的遮羞布。

　　　　
　　楼主的见解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如何划分“功能组别”呢？俗语说三百六十行，可现在远远不止，难道要设2000个立法委员们来代表这些多余牛毛的行业吗？
　　
　　分区选举尽管有很大的弊端，但也是唯一可行能为大家接受的方案。
　　
　　建议两院制，上院大选区制保留一小部分“功能组别”的席位，留点席位给李嘉诚们发发自己的声音。下院小选区制，全部直选。两院冲突，以下院为主。两院相互监督，这是西方多年民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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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17/18/19楼：
　　
　　请仔细阅读主贴。功能组别固然界定不易，变化也很多，但我的方案并不是由一个“超级权威”去划定，而是主要由选民决定。
　　
　　假设“超级权威”为维护某个衰落行业的利益而人为给它更多的基本议席，但由於事实上它是衰落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小了，对人们的利益相关度也小了，自然更少的人投它的票。那么它就不可能获得附加议席。
　　
　　相反，那些新兴行业，人们趋之若鹜，所占议席会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议会的形势就会改变，没落行业最终被淘汰。因此该方案具有自动纠错的功能。
　　
　　
　　建议两院制，上院大选区制保留一小部分“功能组别”的席位，留点席位给李嘉诚们发发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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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们凭什么要独占一席，自动当选呢？
　　
　　行业普选是必须的，但应有一种机制自动分流那些和行业利益相关度低的人。这样的人也去投票，往往就是逞一时之快，不会顾全大局。所以让地区和职业的选项让他们自动分流出去，我认为这是很巧妙也很合理的机制。
　　
　　同样，对於地区选举和职业选举，也是自动分流了那些利益相关度低，不太热爱本地区，本职业的人，因此这种方式下，无论行业/职业/地区代表的代表性都是最高的。
　　
　　
　　诚然，像功能组别那种等级协商制（另一种例子就是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等级议会），在相对静止和同质的传统农业社会，也勉强算是一种民主形式，或至少是民主的雏形。但这种东西放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再适应民主原则了。要在现代实行等级协商，只会蜕变为寡头政治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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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功能组别的理念不可取，而是旧机制缺乏自动纠错功能，所以才形成各种弊端。再请详细研究主贴。
　　
　　　我的方案对那些专心为市民服务的小政党和独立人士也是有利的。在现行选举制度下，小政党缺乏足够的资源去宣传动员，经常斗不过那些大党政治明星，造成议会中少数大党的寡头垄断。
　　
　　而实行地区/行业/职业三选一投票后，地区票将大大减少，大党的明星效应降低，而踏踏实实长期做地区工作的小政党人都是些“铁票”，这样即使还是大选区也能选上。

　　我的方案不但是使选民更专业，也是使候选人更专业。
　　任何组织，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党，大了就会官僚，就会有一班专门投机取巧为能事的人。
　　在现在的制度下，一些大党的候选人，不需要做好服务选民的工作，只要站对队，跟对大佬，就能顺风顺水当选。这对选民是否有利？？对民主是否有利？？
　　而在行业/职业/地区三选一的投票下，选民必然对候选人要求更严格，只有那些真心实意为选民，不管是地区选民，行业选民还是职业选民服务，做出过实际贡献的人才有可能当选。
　　
　　　　
　　泛民过去对民主的确有重要贡献，但现在已经越来越钻牛角尖。此点令人担忧。
　　那些老在抱怨没有民主的人，可曾想过以下问题：
　　现代文明有两个主要成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两者的理想和现实都有距离，但当今世界上，拒绝市场经济的国家寥寥无几，拒绝民主政治的国家大有其在。正如在论坛上，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也要比怀疑市场经济的人更多。
　　何解？？如果总是用强权高压和民众愚昧之类的理由解释，那是偷懒，是肤浅，更是不负责任。
　　事实是，民主政治实践的结果与其理论描绘的反差，远较市场经济为大。
　　

这才使很多攻击民主的人找到藉口，也让怀疑民主的人对错难分。光是会喊喊口号，有什么用？光是会说民主总比不民主好，选举总比不选举好，有什么用？？
　　
　　南斯拉夫为什么内战？这几个民族过去虽有恩怨，但已经一起和平生活了几十年，就算分家也不至於此。
　　就是因为在前南时代，虽然意识形态是单一的，但这不妨碍他们的地区选举是真实的，前南是当时东欧最接近西方制度的国家。
　　这些真实代表地区和族群利益的候选人为了竞选，不惜夸大地区和族群的矛盾，大讲本族群的“悲情”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扩大地区和族群的裂痕。当选后则更是斤斤计较，寸土必争。
　　铁托在生时尚能靠权威压制这种矛盾，铁托一死就不可收拾。
　　由此可见一个没有制衡的，单一的分区选举，可能出现的后果是多么可怕。
　　香港也有10%非华裔居民，难保将来不会出什么事。24楼你想过吗？？
　　
　　　　
　　因此本贴试图解答两个重要问题，也是死结问题：
　　1.在社会层面，如何使资本家和精英阶层也赞成民主普选？
　　2.在国家层面，如何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避免分裂？
　　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而必须回答的：
　　3.民主化进程中及实现后，如何避免民粹思潮的泛滥，避免墮入福利陷阱。

这个说法不可行。按照楼主的设计，议会里有60%的席位是按各组别得票比例分配的，选民可以任投地区、行业、职业（不知这行业和职业如何区分）一种票。但假设某个选民只看好候选人A，一定要投他的票，而此人既是港岛东候选人，又属於某个功能组别，比如律师。这时候该选民算是投了哪种票呢？如果说A只能或者登记为地区候选人，或者登记为功能候选人，那么就是候选人自己的登记决定哪个组别能得更多的附加票，而不是像楼主说的那种选民决定，自动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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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把候选人的明星效应看得过重。什么叫做一定要投A的票？这种是铁票，而实际上铁票总是少数的。如果铁票是多数，小政党人就不会经常落选。
　　明星效应在现行大分区选举制下的确被放大，但在三选一选举中肯定会减弱。并且，在存在行业/职业选择的情况下，选民的考量点肯定会改变。
　　因此你说的情况会有，但不会占多数。
　　
　　　
　　还有，功能组别普选本身就是更不可行的。既然楼主认为功能组别的优势在於能提供专业意见，表达专业声音，那么如果由组别之外的人来决定组别内候选人哪个上哪个下，这优势岂不荡然无存。这样，功能组别普选不但没什么优势可言，反而又加上把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势力固定化这种劣势（哪怕一个功能组全体只占人口1%，也可能被固定分配10%的议席），非常不合理。但如果不这么弄，退回现在的小圈子选举制度，那么还是会出现我说的功能组别怎么界定，怎么分票，怎么重划的问题——你总不能指望小圈子自己削减自己的票数，自己把自己消灭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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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全是提供专业意见。功能组别的议员要从本行业/职业的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并非比较谁的专业水准更高，例如哪个医生医术更高。这不应由选举决定。
　　但是，功能组别议员既要作整体考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对本行业的熟悉又是必须的，而地区选举连这种最低专业和认知要求也无法保证，从责任上更无明确的承担。
　　没有一种制度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只能追求更好。假如真有1%的人占10%基本席，那么至少在附加席中可以得到纠正。而这些人在议会中必然不占优势，占优势的人就会不断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在以后的组别划分中就会逐渐接近真实。我的意思是，基本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基本席的变化当然要比附加席的变化更慎重，门檻更高。
　　目前香港还是各种政治势力相对均衡的局面，可以相信划分功能组别选民时，也不会至於太离譜。
　　
　　
　　 所以说，功能选举看起来很美，但其实根本不可行。楼主的忧虑其实很清楚，就是怕工商界高层在将来的民主政治中不但不能扩大，反而失去现在的政治影响力，任凭一群中产出身的政客摆布。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看的不是票数，是辩论。只要工商界的诉求真的正当，就可以通过传媒在舆论中占上风，议会中的政党哪怕出身中产，也不敢弃明显的正当要求不顾，完全为自己阶层谋私利。这才是真正健全的民主制。相反，如果搞所谓功能选举，那么人民反而会强烈地感觉到议员仅仅代表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根本不代表公益，所以议会中的多数派会更加无情地压迫少数派，因为后者维护自己小圈子利益不可能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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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会不缺辩论，工商界也不缺亮相发言的机会。他们需要的是有在议会中的代表，如果不是偏袒他们的代表，至少也是中立的，能从行业整体利益出发的代表。
　　有没有代表是差很远的。有代表至少能提出议案，没有代表就只好求爺爺告奶奶，或者如国内媒体所宣传，某某利益集团收买某某议员。
　　如其让这些潜规则和暗箱操作盛行（工商界有钱，绝对有条件这样做，只是敢不敢这样做），还不如直接选出他们认可的代表。
　　另外，你太高看所谓辩论的作用了。不要说别的，就看凱迪，左派右派中间派骑牆派激进派保皇派自由派文革派......乱哄哄地辩论了多少年？又辩明白了多少问题？？辩出了多少共识？？？

　　我再更正补充一下自己的看法，上院保留一小部分“功能组别”的席位，是为了照顾行业精英的利益，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舞台，也符合政治是妥协的产物这一历史定律，其实在欧美，上院议员不少席位是保留给特定人群的，像美国一般全部直选也是特例，但我强调“功能组别”里每个组所代表的议员也应该在公平公开可监督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协会组织内选举，组织外的人要参与监督。
　　
　　主张两院制，上院2/3由大选区直选产生，选区一定要大，全港划个5-6个区域就够了，以避免地方利益掣肘，议员个人名义参选，不可以有政党支持，有政党支持的话一律取消选举资格，这样的话容易产生社会声望高有地位，能摆脫政党牵絆的所谓“开明紳士”议员们。上院1/3保留给“功能组别”们，让他们能代表行业利益。
　　
　　下院小选区制度和政党比例代表结合，下院2/3给小选区直选，支持小选区再划小一点，让更多代表底层民众的好人能出头，下院1/3给政党，类似於德国和日本的选举，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也使得政党有自己的发言权。
　　
　　上院下院互相牵制监督，但下院权重。任何决议都应该上下两院通过，下院提出的议案，1/2通过，上院1/2通过就算成功。上院提出的议案，1/2通过，下院2/3通过才算成功。下院提出的议案，1/2通过，上院不通过，下院可以再次2/3强行通过。这样的话让下院能有更大的权利。
　　
　　行业/职业/地区代表不是不好，但几乎没可操作性，反正没看到哪个国家成功嘗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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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34楼：
　　
　　两院制效率太低，关系不容易处理好，又浪费资源，用在一个国家是可以承受的，因为此时均衡和稳定是第一要务，用在香港，难免是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何况：
　　1.泛民不会接受保留非直选议席；
　　2.泛民（包括建制）大概也不会接受你提出的议案表决程式；
　　3.我认为这种形式仍没有真实反映人群按行业/职业分类和不同利益诉求的情况。
　　4.按照你的方案，将造成和夸大少数精英寡头（功能组别）和普罗大众（下院）的对立，而不是精英融合于大众中。
　　
　　
　　第一个问题说明你其实也承认资本家和精英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比一般草根大众拥有更大的政治话语权和影响力，虽然不是通过议会选举获得的。这个问题很简单：等他们觉得现行体制中的政治贵族对他们的挤压超过了他们对大众民主的恐惧，他们就会站到民主派一边，赞成民主普选。看看近几年的国进民退就知道了，这一天不会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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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我比你悲观。毛主席常教导我们，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摇摆的，两面的。。。你这么快就忘了？以一种恐惧来战胜另一种恐惧，是非常消极的办法，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和负面因素无法估量。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为何不试？
　　
　
　　第二个问题说的是避免社会分裂。很遗憾，这个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主要取决於民主化之前族群矛盾积累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程度很高，那么糟糕结局也许不可避免。我们只能期望经济和文化联系，以及理性的交流论辩可以将族群情緒控制在不致爆炸的水准上。这个要看运气。但无论如何，高压只会积累新的矛盾，而民主化才是减压的过程。那些高压统治瓦解却没有经历土生民主化的地方，如索马里阿富汗，族群矛盾更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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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就是听天由命的意思。这不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第三个问题说的是民粹思潮。民粹说白了就是底层草根实行大规模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诉求。这种情緒之所以产生，还是因为之前的威权政府为求其他目标，犧牲底层利益太过导致的。尤其是，如果草根不相信社会能给他合理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他没有希望通过市场提升社会地位，民粹情緒就会特别强烈。为了安撫这种情緒，首先当然是健全法治，改善交易环境，但短期内可以考虑对那些违法最严重、民愤最大的权钱一体者进行清算，让他们把侵占的社会资源交还给社会。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不要说这也是民粹。只要能注意不扩大打击面，严格依法行事，尤其是确保不要反复搞运动，这就是利大於弊，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消除安撫民粹情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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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你依然没有实质回答。
　　你所举的办法，最多只能有短期的效果。
　　长期的话，美国够民主了吧？够公平了吧？为什么还会有民粹形式的思潮和政策？－－尽管美国人或者你可能不承认那是民粹，但我认为是。
　　请看主贴和我以前关於次贷危机和左派思想的贴子。
　　
　　
　　这个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主要取决於民主化之前族群矛盾积累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程度很高，那么糟糕结局也许不可避免。
　　＝＝＝＝＝＝＝＝＝＝＝＝＝＝＝＝＝＝＝＝
　　我也不认为，前南斯拉夫在瓦解前族群矛盾真的就那么高，战争就真的不可避免。
　　前南曾采取很多政策消除民族隔閡，例如鼓励人们登记为“南斯拉夫族”，而不是什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等等。
　　很多所谓矛盾都是政客和投机分子一步步挑起，一步步升级的。
　　关於前南历史就不多说了，这不是本贴主题。
　　
　　
　　楼主的忧虑其实很清楚，就是怕工商界高层在将来的民主政治中不但不能扩大，反而失去现在的政治影响力，任凭一群中产出身的政客摆布。
　　=============================
　　纠正一下：不仅是工商界，如果投机政客真的控制了议会，也绝非普罗大众之福。他们将丧失长远发展的利益，尽管短期内可能有些甜头，或者可以解解气。
　　发现许多网友出於对泛民派感情上的偏爱而无视其理论和主张的缺陷，请注意。
　　

　　被你这么一说搞得好像有独才一样，投机我就不信能投个50年不变！
　　台湾国民下台了，啊扁也不下台了么？
　　==========
　　代价太大了，50年等於你＋你儿子两代人。只要单一分区选举制不变，以后还会有小扁，小小扁...上台。小马哥目前的评价也不高。
　　
　　
　　这可好，安排好席位给特定人群，这根本不用度才了嘛。
　　这多像中石化做生意根本不用做短斤少量的勾当，明明白白听证会得了。你想反对听证？你反对得了？
　　==========
　　主贴从来没有说安排好什么位置给什么人，三选一制度下工商界一样有可能输。请你认真看。
　　
　　
　　到时功能团划不清了，麻烦人大释法啦，不要麻烦人大好不好？哈哈！
　　==========
　　现在泛民准备元旦游行到中联办（中央政府駐特区联络办，前新华社），而不是常规的特区政府。又要中央表态澄清路线图，已有香港人士指出，这和要求人大释法有何区别？
　　香港的问题首先要香港自己达成共识。人大为什么同意2017普选特首？就是因为香港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放在任何一个企业内部都一样，如果下面的人意见一致，上头再不愿意也不好反对。现在泛民逼中央表态，是非常愚蠢的做法，等於说，我们自己搞不定，请你给个说法。
　　为什么港人在普选特首上能有共识，而立法会这么难？特首不是比议员权力大得多吗？因为特首只有一个，议员可以有很多。障碍就在功能组别如何处理上。
　　香港人自己找不到解决办法，我在帮他们找。功能团划不清？你一万放心好了。除非泛民对著干，老找茬。大不了就按老彭的新九组再来一次嘛。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无论哪种选举，选民看的主要都是候选人自身的政治素质，如是否能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是否有魅力，是否和自己的政见相合，等等，通常也会考虑他所属党派是否合自己口味。不管怎样，考量的重点都在个人，其次在他所属的党派，而不在他是哪种选举框架下的候选人。这和铁不铁票无关。如果你说功能组别选举更能提示选民注意候选人职业背景，那么其实地域普选中候选人职业背景也是完全透明的，功能选举并无优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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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要看你给他多少选项，他才能了解到自己有多少种利益，与及哪一种最重要。如果你只给它一种选项，等於市场上就只有蘋果一种水果，那么他当然就只会说：大的蘋果好吃，红的蘋果好吃，又大又红的蘋果更好吃，很大很红的蘋果最好吃......然后你就说，瞧，这就是他的偏好，他的口味，他就是爱吃蘋果嘛......
　　
    至於什么政见啦，魅力啦，口味啦，统统都是会随著选项的多少和不同而变化的。所以你的反驳不成立。所谓共和政治，按照本坛阿门王网友的说法，就是存在两个或以上的选项。因此选举制度只有分区普选一种，而且死不悔改，就是对共和政治原则的违背和践踏。　　
　　
　　这就是楼主和我最根本的分歧。楼主认为地区选举模式没有明确提出候选人素质和责任的问题，没有就这两个问题进行特别规制，所以不能保证候选人的素质和责任心。我则认为这个命题不成立。法律对候选人素质和责任心没有特别规制，意思就是交给选民自己判断，候选人自己表现，以类似市场博弈的方式达成解决办法。相反，如果像功能组别那样对这个问题特别规制，意思就是对选民的判断不放心，要“家长主义”保护他们。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功能组别的家长主义能比地域普选的自由博弈收到更好的效果，同时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当然可以采纳。但这一点恐怕还大大存疑。实际上，单是界定重划组别和政治势力固定化这两个严重问题就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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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误解或者歪曲我的原文。我有说过制定什么法律条文，功能组别候选人要达到什么样的专业水准吗？从来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但是在分行业/职业选举形式下，的确可以引导选民更多地考虑其专业水准。因而最后选出来的人，专业水准一定不会太差，至少是大多数该组别选民认可的水准。
　　相反，地区选举没有这个引导作用，因此的确不能保证其专业水准。这不是选民判断力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制度没有要求他们使用这个判断力。
　　因此功能组别的普选，恰恰是开发了选民以前浪费的能力，是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开启民智，利用民智啊，先生！
　　

这种说法不对。以工商阶层的实力，就算通过合法的游说和献金，也能在议会里有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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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游说，不用献金，岂不更好？
　　
　　
　　无论在哪个国家，工商界在立法机关中有代表都绝对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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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绝对有问题。因为这种代表是不稳定的，投机性很强。
　　帮你时是人情；不帮你，绝对可以给你上三天三夜課讲大道理。
　　
　　　
　　如果你不满於此，还想让制度保障这种代表在议会中占到某种稳定的多数，那就不大可能了，也违反民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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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歪曲我的话。三选一制度下工商界人士照样可能落选，甚至全部落选，何来“制度保障稳定多数”？？？
　　
　　
　　毕竟民主的根本原则就是一人一票，人人平等，一个富豪和一个窮鬼的选举和被选举权都是平等的。如果富人少窮人多，那么就只能承认窮人整体的意见比富人更值得重视（当然这也要在法治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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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你显然还没理解该方案的深刻用意，此段话完全牛头不搭马嘴。
　　看来我还得费点力气再解释。
　　
　　行业/职业/地区三选一投票，选民分流，的确会提高工商界人士的胜算，但这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在普通人的观念中，老板和员工，上司和下属总是对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他们人人都只顾眼前利益，哪管身后洪水滔天，那就肯定对立。但如果他们眼光长远些，共识和合作的机会就增加。

　　只有那些将自身长远利益和企业、行业的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人，才能找到最大的共识，形成最稳固的合作。这样的人，必定是珍爱这个行业，了解这个行业的人，而不可能是那些撈一把就走，出口气就散的人。

　　因此必须有一种机制，将那些不爱本行业（或本职业，本地区）的人自动分流。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做本行业选民的资格？或许你认为也有，但我认为就没有。这些人如果也投票，对本行业的健康发展将是损害，至少也是无益。让他们到他们更看重的地方投票去，这样大家都好。
　　
　　
　　还有你似乎过分看轻意见形成阶段的作用。其实意见形成和意见表决是一样重要的，对不同意见的沟通和辩论，用处主要不在於形成什么共识（如果真一劳永逸形成了，民主本身也没用了），而在於消灭那些明显不合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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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在单一分区选举模式下的所谓沟通和辩论，不过是若干投机分子之间的唧唧歪歪，意义有限。
　　
　　
　　实际上，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中，工商人士由於经常掌握舆论阵地如报刊，常常被认为享有过大的话语权，从而过度影响民主决策，而非话语权过小、说话没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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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错。这不过是老左和新左的主观想像。工商界如果真有那么大话语权，很多福利政策就不会通过，两房和金融机构也不会贷款给那些资格有问题的人。
　　在当今形态下的“民主”社会，最有话语权的仍然是议员，因为：
　　
　　1.他们是民选的合法代表，大可以挾民意自居；
　　2.他们不象总统或其他高官那样必须承担具体的决策责任，即使要承担，通常也分散到许多人身上（因为议案总是多数通过的），几乎为0，所以他们不怕说错话；
　　3.他们可以操纵舆论，造成争吵不休的局面，令社会公众无所适从，而自己永远立於不败之地，左右逢源。他们多数“自由中产”出身，而且能晋升议员，必在传媒行业有深厚人脈和影响力，这令他们的操纵游刃有余。
　　当然他们也有失算失策的时候，但不会太多。
　　
　　

　资产阶级这些特性只不过说明他们精於算计，不肯不顾一切去革命。这是不是缺点，要看说话者的立场。关键的问题是，就算他的确软弱摇摆，也是可以加入革命的，可以成为追求民主目标的同盟军。这就够了。无论什么革命，目标达成，就应该散伙了，难道还要参加者永远呆在这个阵营里？如果这样，这种革命本身就是另一种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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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请注意：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软弱，摇摆，两面，而且目前绝大多数是有退路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还有新西兰农场。。。许多人拿了绿卡或外籍，再回国做假洋鬼子，不仅爽，也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压迫，享受好处。
　　因此我认为，他们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对於风险，他们大可以逃避。他们只在正激励下才可能有所行动。
　　
　　
　　还有一点。楼主似乎认为西方的地域普选是历史惯性沿袭下来的，而不是被证明确实好用的制度。其实西方中世纪议会的等级协商制（如法国三级会议），其原理和现在功能组别选举大同小异，都是先划定社会中的议员来源分组，然后产生的各等级议员分组协商再统一意见。只是在19世纪以后西方才逐渐废除这种等级协商制，改成了地域普选制。个别保留等级协商制残余的国家如英国，也把这种制度限制在上议院，而上议院实际是最高法院，而不是像下议院那样的民主立法和决策的政治机构。所以从历史上说，地域普选代替等级协商也是有线索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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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以前的等级协商制也是小圈子选举，地区普选当然是比它进步。但之所以后来废除了，不是什么进步淘汰落后的问题，而是科技水准不允许。
　　
　　当行业组别选举只是局限在少数人时，科技水准不成问题。但如果扩大到全国的各行各业所有人，在当时的科技水准下，成本极高。你怎么统计、登记各行业的人口，然后把资讯汇总，再分门别类的投票、开票，点票，反造票？竞选者怎样全国周游去拉票？当选者又怎样全国周游去为全体组别选民服务？这要花多少时间和金钱？
　　
　　因此那个时代，划一进行地区普选，就地开票点票是合理的，也比较容易保证选举的公平和真实。主贴也说了，当时地域差别是主要差别，因此其他较小的差别就可以忽略了。
　　

早早直选于港于国都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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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功能组别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愿望估计实现不了。工商界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阵地的。
　　
　　我就不太担心香港会出现民粹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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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观过头了。看过黄毓民的街头演讲吗？很有感染力（或煽动力）的呵～ 俺累了，67楼就不多回了。你能说服香港人最好。
　　如果真要两院制，下院也应采取行业/职业/地区的三选一普选。上院人数可以减少，就让些“德高望重”的人去当吧。其实目前香港立法会实行的分组点票也是类似两院制的功能，但比两院制效率高，因为许多东西不必再重复宣读和讨论，只是投票时分开进行。所以两院制得确没有必要，若搞两院制，不如保留分组点票。
　　
　　什么是投机政客？一个塞尔维亚男人强奸了一个穆斯林女人，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按照正常司法程式处理就是。可是在单一分区普选模式产生的投机政客挑唆下，很快变成塞尔维亚族强奸穆斯林族，仿佛所有塞族男人都是强奸犯，所有穆斯林妇女都即将被强奸。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把民众煽动起来是很容易的－－不断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不管是什么主义。如果将来香港取消了功能组别，或许象台湾那样热闹的打架场面不太容易看到，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踩我我踩你，你阴我我阴你肯定少不了，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丑恶。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又缺乏有效的牵制力量，中国人都差不多的，不要以为法治传统就真那么有效。欧美国家或许有文化、宗教或其他我们不熟悉，不知道的因素可以维持多数议员的基本道德素质，但中国没有。


    是否由制度硬性“引导”“要求”选民使用某种判断力，这其实还是信得过信不过选民自己判断，是否认为不引导选民就没法有好选择的问题。可见我对你观点的解读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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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你不会反对强制的社会保险吧？
　　 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力？不相信他们自己能安排好自己养老？
　　　分区选举同样是引导选民使用某种判断力，只是这种判断力集中在所谓地区事务上，例如地区的福利水准，公共建设投入等等，或者候选人的明星效应上。
　　　将单一引导说成是“相信选民”，那是自欺欺人。
　　
　　　　
    民主就是社会利益折中和妥协的程式，而游说就是利益表达，献金是运作程式本身所必需的。所以民主程序不可能离开游说和献金，问题只在於如何限制它们，让他们透明化而已。没有自由游说和献金的“民主”就是我国现在搞的人大制度，看看死气沉沉到了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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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功能组别，依然可以游说献金，如果希望得到更多议员支持的话。谁说要取消游说献金了？？
　　 所谓不要游说献金，是那些不必要的游说献金，自然而然消失。因为总人有为某行业利益负责。行业的一般性议题就不必劳师动众了。
　　
　　
　　　一大部分议员都是有铁杆政治资源的，或者叫基本盘。有的是底层铁票，有的是中产铁票，有的是富豪的献金和舆论阵地。情况不一，不能说所有议员都是靠玩弄个人魅力和政见半路杀出的投机分子。相反，民主政体反倒经常出现基本盘议员过多，投机性黑马议员过少的情况。日本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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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举的例子恰恰反映了投机盛行和你对投机的概念不清。
　　　正是由於现行选举制度只对大党有利，对小党和独立人士不利，所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两党甚至一党寡头垄断的现象。如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保守党，德国的基民盟、社会党，日本则长期自民党独大，社会党只能偶然出头，现在的民主党也不一定能保持多久。

　　在这种制度下，候选人要当选，不必认真做地区工作，只要找对码头，跟对大佬，就可以充分利用大党的资源，利用大党的宣传动员能力，通过配票等手段当选，这就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投机。而一些小党和独立人士，或者大党内不受重视的人要当选，只好挖空心思，为吸引眼球，哗众取宠“博出位”。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投机。所有这些投机都违背了地区选举的本意。为地区选民服务也是一种专业工作，现制度下，连这种工作的专业性也难以保证。

　　平心而论，议会立有一两个喜欢“搞搞新意思”的人也不是坏事。但这样的人多了（不必过半数），其负面作用将远远超过正面。
　　
　　 而候选人当选后，又会出现另一种投机。
　　 当某利益集团与其勾结，提出一些可能损害本行业其他企业，其他人的议案时，由於该行业的受损者分散在各个选区，基本上不会影响该议员的连任，议会中也没有懂行的人站出来抵制，因此该议员作恶的成本很轻。退一步讲，即使这个恶行最后被揭发，面对受损者的指责，该议员也完全可以用专业知识不足，考虑不周，一时糊涂来推卸掉大部份责任，你也无可奈何。
　　
而当存在行业代表时，情况将得到极大的改观。首先，这个代表的专业性和道德水准是本行业多数选民认可的，他不能再以任何知识不足的理由来推卸责任。同时，如果某议案使本行业部份人士受损，部份人得益，必将引起激烈反弹，他的道德操守将受到严重指责，这样他根本不可能连任，甚至要立即辞职。因此，他将极为留意任何此类不公平议案，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在行业议员的有效制约下，其他妄想作恶的议员不得不认真考虑后果，慎重行事。最后，只有那些的确符合公义，使某个行业俱荣或俱损的议案才有可能被提出和通过。如果真有使整个行业俱损但全社会效率和福利增进的议案被通过，行内人的反应也不会如前面那些不公平议案那么大。他们即使对该议员不满，也只是不满他的能力，而不是道德操守。

但你不能否认你认为三选一制度下工商界人士胜选的胜算比“不强调专业性的”地区普选要大，因为工商界人士的专业优势能够发挥。所以相比地区普选，显然是你的制度更能保障工商界代言人（以及其他各“界”代言人）的政治势力得以稳定。要是你没有这个想法，那我真不知主贴到底目的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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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反复说过多次，三选一方案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议员的专业性和代表性，不管是行业议员，职业议员还是地区议员。工商界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胜算提高是此制度的结果（不过这也是未经证明的推测），我也从未否认过。
　　　 如果你一定要说成是为资本家保驾护航，请自便。
　　
　　　　
    这种理论是完全不可操作的。无论通过什么程式，你都不可能保证筛选出去的人是“不爱”本行业职业地区的人。“不爱”行业的人照样可能挤进功能组别投票，“爱”行业的人照样可能跑到地区选举下投票，因为我前面说了，选民看的首先是候选人个人情况，其次是其党派，对他看中的候选人，他会自动选择最有利他胜选的投票方法投票，而不会按照自己“爱不爱”某个行业决定自己是否参加其投票。如果你强制分组，那么还是没法解决我说过的分组、分票和重划的标准这一大难题。
　　 =========================
　　 不能保证每一个人，但能保证大多数人。
　　 甚至仅比现有制度好，这就够了。
　　
　　
    民主是不能强行要求选民眼光长远的，这个只能是他个人判断。强行要求的后果就是破坏民主，允许公开的政治特权。就如同自由市场经济，谁不知道它有那么多缺陷？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行要求市场交易主体在交易时必须眼光长远，时时考虑自己的交易是否促进社会公益，这样的话就变成计划经济了。
　　 =========================
　　 将经济和政治、社会混为一谈，逻辑混乱。
　　
　　
    投机分子的唧唧歪歪，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辩论。在我国现在的很多政治贵族看来，所有民间舆论全是不负责任者的唧唧歪歪，只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和决策才“有意义”“切合实际”，所以他们就毫不留情地封杀和歪曲舆论，只准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朝我们日夜灌输。按照你自己的逻辑，你能说他错吗？民主本身就是个沟通平台，要是连沟通和辩论都预设前提，只准“正直人士”（谁负责确定？）来辩论，那还要啥民主。
　　 ========================
　　　 又在歪曲。我有说过要“封杀舆论”吗？我有说过只准“正直人士”发言吗？
　　
　　即使不考虑任何道德、专业水准等因素，若干个不同类型，不同特长，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人的唧唧歪歪也比同一（或类似，下略）类型，同一特长，同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人的唧唧歪歪有意义有建设性得多。

　　
　　 话语权大，不见得能左右一切，因为别人也有话语权，政策是辩论和博弈的结果。这恰恰是民主的优点。顺便说一句，两房和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是美联储这个专业机构影响的，和民主与否没太大关系。
　　 ＝＝＝＝＝＝＝＝＝＝＝＝＝＝＝＝＝
　　　 关於两房和次贷问题，这里不多争论，请自行查找网上资料。看看美国议会（包括地方议会）80~90年代通过了多少造成信贷泛滥的议案。
    如果你认为西方社会还是工商界话语权大，那说明你对它的了解还是很有限。实际上西方社会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体手上，而媒体的价值观是由中产阶层，尤其是自由中产主导的。原因如下：

    尽管资本家想影响媒体，或者媒体的老板也想宣扬自己的观点，但它们是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如果资本家和老板想下属都按他的意思写文章，那些一流的人才就会感到压抑和反感，跳槽到空间更大，更能发挥的其他媒体去。那么这个报社、电视台、网站就会衰败，老板就得亏钱。
同时，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传媒行业当然要求给予从业人员更大的独立性和发挥空间。那些严重干涉记者、采编、撰稿人和评论员自主工作的行为将很快曝光，从而令这家报社、电视台或网站臭名远扬，再也混不下去。

    因此尽管每家报社、电视台、网站都有自己的倾向性，有时他们也会发一些支持资本家或吹捧老板的文章，但长期和最大量的文章和报导则是自由中产们价值观的反映。不过这个价值观，离老左、新左们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老左新左统统斥之为资产阶级价值观，并以为资产阶级控制舆论的证据。

　　由於自由中产主导舆论，西方媒体往往表现出自由中产们激进改革和高调民主的特点。例如去年的美国大选，美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吹捧奥巴马，冷落希拉蕊，这是后者输掉初选的重要原因。
　　　　
　　 这成本到现在也还存在，没有弱化的迹象。因为主要成本是如何获得分组、分票和重划的正确资讯。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法解决。相比之下，用地区普选就很好解决。
　　 ＝＝＝＝＝＝＝＝＝＝＝＝＝＝＝＝＝＝＝＝
    这就强词夺理了。且不管现代的通讯和交通和100~200年前绝不可同日而语，对於功能组别候选人，他不需要象地区候选人那样搞什么宣传做势和亲民show，他也不需要准确知道潜在选民的分布。他只要通过各种场合论述自己的主张，那些对行业/职业发展感兴趣的选民自然会注意到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至於当选后为本组别选民服务，也不一定总是要周游世界，主要还是通过政策主张和议会辩论进行。

　　其他问题就不一一再说。
　　总之，社会越发展，分工就越细致。现代西方通行的选举制度没有真实反映这种分工的发展，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迟早要改革的。
　　泛民如果真有本事，真认为自己就代表了民意，大可以争取全部60个附加议席。那样工商界即使再不满也不敢有话说了。
　　退一步讲，即使60席不是全部泛民获得，如果你的主张真那么有道理，那么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附加议席由主张全面分区普选的人获得。这样，主张分区普选的人在立法会就占了绝对多数。下一次议会选举，就可以轻易地，顺理成章地取消所有功能组别，同时也保证了选举制度和议会的平稳过渡。
　　反之，如果最后投功能组别票的人超过50%，那就证明泛民对分区普选的鼓吹和坚持，对功能组别的贬低和封杀，与及所一直自认的民意代表，完全是一种骄虚和僭妄。
　　泛民及其支持者们，你们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信心赌这一盘？？
　　
　　　鉴於有些网友对我的方案还有操作上的疑问，这里再详细解释一下：
　　　假设香港分成10大选区，10大行业，10大职业。其中地区基本席20，行业/职业基本席20。怎么确定选民的行业和职业身份呢？有两种办法：

　　　一、让选民提交证明材料，在选民登记时自行申报。
　　
　　这种办法当然麻烦一点，操作成本也高一点，但并非楼上有人说的那么不可行。
　　事实上，选民只需要填一张比入职登记还要简单得多的表格，并辅以公司证明就可以了。审查人员也只需要看看他填的内容和提交的证明是否配合，而不需要去考察他的素质、能力之类的问题，因此也是比HR的工作要简单得多。
　　对於每一个选民来说，他提交假证明，虚报职业，并不能带来直接和现实的收益，因此可以相信，即使在这样简单的审查下，绝大多数人的行业和职业申报都是真实的。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相当精确地划分选民的所属组别。
　　
　　二、干脆不提交，也不审查选民的行业/职业选民资格，让选民自由投票。
　　　就是说，选民可以选择投本地区候选人，或20个行业/职业组别中的任何人，但一人只有一票。
　　　　这时候，虽然会有些追星族、超级fans之类的人会跟著自己的偶像投票；或某些人出於某些目的，A行业的投B行业的票，等等，但仍然可以相信，这样造成的误差也不会太大。因为：
　　　1.大多数人是理性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理性，那就不要搞任何选举。他们最终会根据自己利益最相关的组别投票，而功能组别的候选人，也会不断地对选民讲解利害。
　　　2.大多数候选人比选民更理性。如果一个人贸然到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行当，去和那里的行家们辩论，必然洋相百出，自取其辱，以后几十年都会为世人留下笑柄，就算侥幸选上也得不偿失。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成本低，不过是在选票上多印几个名字罢了。
　　
　　因此，只要有功能组别存在，不管划不划分选民，最后选出来的人，其专业性和代表性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具体选哪个方法，由香港人自己定得如果你一定要说成是为资本家保驾护航，请自便。

　　　需要补充：西方现在通行的和泛民派所极力主张的单一分区普选制度，是一个貌似公平而实质对工商界和专业人士，也对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不公平的，且有严重缺陷的选举制度。为不平者鸣，也没有什么可耻。如果你纠缠於所谓目的，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的目的－－为一个如此不公平，如此弊端的制度极力辩护，你是不是想为自由中产保驾护航？？是不是想维护自由中产的既得利益？？

　　
　　 92楼：
　　你的话大多是炒冷饭，我也没有兴趣翻来覆去再说一遍。　这里只说一个问题：西方社会资本家话语权大还是自由中产话语权大？
　　我的意思是，个别资本家>个别自由中产，但资本家群体<自由中产群体。
因为自由中产不仅数量比资本家多得多，而且直接掌握了媒体的笔杆子。西方媒体，以至西方社会泛滥的是自由中产的价值观。

　   一句话，你说讲的分区选举优势，在我的三选一方案中全部有，而且只会更好；而分区选举那些缺陷，则可以在三选一方案中得到很大的改善，你对三选一的指责不是夸大的就是不对号。
　　而究竟采用哪个方案，完全可以由香港人自己判断，三选一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判断方法。有本事你就来取全部附加席嘛，那谁还敢多说半句？
　　在三选一方案下，选情将更加激烈，当选更加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同组和许多不同组人的竞争。是故，将迫使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
　　 专业的更专业，魅力的更魅力，
　　 善辩的更善辩，勤恳的更勤恳，
　　 出位的更出位，擦鞋的更擦鞋，
　　 ...，....
　　这样将杜绝任何庸才占据议会的宝贵议席。仅此一点，就不知比单一分区普选模式好多少倍。
　　
　　
　　并且，三选一方案下，每个组别的席位数可变。如果某组别的人互相拆台，互相诋毁，只会损害本组别的声誉，使票源流失到其他组别。同时，组外的潜在竞争对手很多，根本不可能知道是谁，那些以恶意陷害对手、曝私生活绯闻等负面、消极手段为能事的人将失去目标，毫无用武之地。因此选情虽然更激烈，但却只能以正面，积极的形式演绎－－哪怕你只当是看戏，也是一场精彩而不低俗，更不会作呕的好戏。
　　仅此一点，又比单一分区普选模式不知拉开几条街了。
　　
　　因此无论92楼怎么为单一分区普选辩护，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过是为我的三选一方案提供注脚罢了－－你的优点我全部有，而且只会更好更优；而你的缺陷，我的方案可以极大地纠正。
　　 如果单一分区普选方案可以勉强打60分，那么三选一方案至少可以打90分。我还真找不到现在有那些方案可以比它更好。
　　其实这个方案对泛民已经很照顾了，因为绝大多数选民总有地区/行业/职业三重身份，如此，地区的基本议席应该只有10席，而不是方案中的20席。
　　还是那句话，你有本事，有道理，就来取全部60个附加席嘛，何必罗嗦？！
　　
　　
　　 两大党+N小党制是现有民主选举制度下最稳定、相对弊端最小的制度，这也是各国经验完全证明的。如果议会由一大堆各自代表小集团利益的小党派把持，那种民主是不稳定的，施政也没有连贯性，比两党制差多了。
　　 ==================================================
　　如果这种两党制是在选民有充分选择的基础上形成，自然无话可说。但如果不是这样，就等於国内那些垄断企业一样，不过是制度缺陷使然，没什么了不起，更不符合公义。
　   并且这种两党制下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党内权威的压制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与及利益约束－－不按党的统一指示就没有好果子吃；而不是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相互沟通，相互学习所达成的共识。因此这样的稳定也是表面的稳定，低层次的稳定。
　　其他错误，请你自己查找，也请网友积极思考。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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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选举是否把选民注意力引导在某个地区事务上，完全取决於选出来的代表负责哪个地区的政务。如果是本地区议员，当然会集中关注地区事务，如果是全国议员，当然会首先关注全国政务，在全国政治的眼光下才涉及地区事务。要知道国家议员和领导人的选区划分在各国都是定期重划的，和行政边界并不重合，无所谓什么固定的“选区利益”。
　　还有，问题并不是选举制度引不引导，而是是否对选民的选择自由进行强行限制。照你的设计，就会强制至少一大部分选票由小圈子选举进行分配，，也就是一种类型的选民只能投一种类型的候选人的票，而不能由各种选民在各种候选人中自由选择。所以说相比於地区选举，你的制度更不相信选民的判断力，这一点都不冤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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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选举都是在引导人们的某种判断力。例如选港姐，是引导他们对容貌、身材、仪态等方面的判断力，选歌星，选影帝是引导他们对歌艺、影艺方面的判断力，而选议员，选总统则是引导选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候选人诚信等方面的判断力。不承认这一点，你就是在自欺欺人，无理取闹，一点也不冤枉。
　　
　　并且从逻辑上说，所谓“引导”也可分为“正引导”和“负引导”，或“明引导”和“潜引导”。存在功能组别时，自然引导候选人和选民关注行业/职业上的问题，这是正向引导；没有功能组别，则是引导候选人和选民不关注此类问题，那就是“负引导”，“潜引导”，没有引导的引导。所以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还需要提高。
　　
　　当只有分区普选一种模式的时候，将出现以下情况：
　　
　　部份热衷地区事务的人当然关注本地区福利和公共投入等问题，而那些不太热衷的，则往往关注候选人的魅力，口才之类方面，剩下一些看政纲或主张的，由於这种选举下不可能强调某个具体行业/职业的具体政纲和主张（因为没有大用处），因此这样的政纲和主张也就容易流於空泛和口号了。
　　
　　如果选民不想投功能组别票，完全可以去投地区票嘛，碍你什么事？说是限制选民，那就完全是不顾事实，强词夺理了。总之，功能组别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需要，根本不是什么“香港的特殊性”或“香港港情”的理由。
　　
　　经过这些年网上网下的辩论，我认为，支持或不支持民主的人已经大体固定，继续在理念上吵来吵去没有什么意义。支持民主化，希望早日实现普选的人，应集中精力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尽量回答好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此才能实在地推动民主进程。这就是本文最主要的目的，诸君宜斟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