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7年的香港经历，将心比心的说，普通香港人是可怜的。工作压力那么大，收入那么少，生活成本又那么高，每天回家还只能和老小三代挤在鸽子笼里，心态怎会平衡？我们过不下去，可以退回大陆。大城市过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总之中国那么大，总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但香港人，他们几乎无路可退。这就可以理解为甚么有一些香港学生会出现在占中或者游行的队伍里：如果毕业就意味著失业，那总需要宣泄一下这种心情？其实对於任何一个社会，学生上街，都意味著社会本身生病了：学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图书馆，啃书本，是写诗，郊游，谈恋爱，做各种梦并去实现它。
人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又无力改变的时候，倾向於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接受外部的任何资讯，在我看来，这多少代表了目前的香港。在隐约的恐惧与挥之不去的迷茫支配下，部分港人开始逃避，讨厌涌入的大陆人，讨厌涌入的菲律宾人，讨厌所有的改变，缅怀著被统治却可以过安心日子的曾经。这种心态在中下层香港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只是因为我说著一口普通话，最近两年我曾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无端遭受服务人员羞辱性的白眼和非常明显的敌意，也曾多次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听司机一边一脸的不屑，一边用粤语在嘀嘀咕咕――我能听得出他们是在骂人。我想发火，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粤语，但感谢在香港的7年薰陶，实际上我不仅会听，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我甚至能用粤语把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唱得让土生土长的香港同学甘拜下风――只是我平时还是很固执地说普通话――那是我的母语，来香港前我已经说了20多年了，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我需要改变这种习惯才能得到接受和认同，才能被融入，那是不是说明香港这个社会真的生病了？』
可退而不愿退
香港人不是「几乎无路可退」，他们一样可以退到大陆，「大城市过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可以退到台湾，甚至退到东南亚较发达的国家。港人的问题在於眼角过高，嫌东嫌西(特别是嫌中国)，不是嫌别的地方的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政经制度差异，就是嫌起薪点的差异（当然是因为显著较低）；港人总是较为短视，没有港漂那般看得远，肯为梦想付出重大代价；港人亦不肯轻易放低身段，为在新地方发展而改变自己，因为改变意味著吃苦，可能身心俱苦，那可不是他们心中的一杯茶。不是精英的港人，结果真如作者所言，「几乎无路可退」。
「学生上街，都意味著社会本身生病了：学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图书馆，啃书本，是写诗，郊游，谈恋爱，做各种梦并去实现它。」说得对，对极了！学生有学生的角色和本份，五四、六四和占中的学生运动，都是非常时期、偶一为之的非常行动，不可视为常态，香港政府、政党、学生和家长都应该细嚼作者这段话。
讨厌不是出於逃避
小部份港人讨厌大陆人别有因由，以前我多有论述，不赘。港人并不讨厌「涌入的（14万余）菲律宾人」，她们绝大部份从事菲佣工作，帮助解放港人的劳动力，欢迎唯恐不及。早几年在马尼拉人质事件中，港人被挟持，死伤累累，香港市民极端伤痛，但都懂得光怨恨菲律宾政府而不怨菲佣及普通菲人。纵使真的讨厌国内人或菲律宾人，那不是出於逃避。
作者没有明言是甚么「隐约的恐惧与挥之不去的迷茫」，个人估计他是指港人对中国国内的政经、生活、文化和教育各方面的恐惧和迷茫；香港日渐中国化的趋势；上流之路、核心价值的日渐消失；深层次矛盾愈趋激发。逃避不是港人的主流，相反地，部份偏激者是站出来抗争的。
白眼和敌意，其实仅是服务业水平差劲的错误解读
白眼和敌意可能是作者的错误解读，那其实是部分服务人员的无礼，这种无礼是一视同仁的，作者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和坐计程车所遭受的无礼待遇，是香港服务业水平差劲的反映，其他港人亦不时遭逢相同「礼遇」，作者或港漂实在不必过於介怀。
就个人观察，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机构的服务人员绝少如作者所说那样的对待国内人，相反地，他们是更客气，更有耐心。对於的士司机，我不敢说，他们普遍对客户不大好，不少司机粗口、骂人、绕圈及多计行李费骗钱、亡命快车等等，不一而足，作者所遭遇的，与我等港人比较，已属小儿科。
无论如何，无礼令人不快，对来自异乡的港漂和国内游客，更容易引起他们的误会和反感，本港服务业真该加强对从业员的培训和管理，从而提升整体服务业的事业水平。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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