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出任下屆特首，都需要解決兩大問題。香港回歸25年，積累的問題與矛盾眾多，要解決的千頭萬緒，不可能全面鋪開推進，戰略性的做法是針對兩大關鍵問題，先行全力處理。這兩大關鍵問題為防疫治疫與公屋問題。
7月1日新冠疫情或可平復，但動態清零不易。海外疫情反覆，外防輸入困難，即如上海亦有失守之嫌，而病毒變異迅速，香港還要防範下一波的可能性。因而新一屆政府要完善防疫治疫體系，把現有體系政策整頓，以便在內地支援撤退後，本地可應付新一波疫情可能的挑戰。
與此同時，怎樣開放還是大問題，與內地通關並不排除對外開放。內地動態清零，香港不能有太大的差別，與內地通用共同的健康碼可能是必要的選擇，未必在香港替代「安心出行」，可往內地的港人必要有內地通行的健康碼，作為通關的基本條件。對海外開放是一大難題，因與動態清零相矛盾，新政府可取捨的是動態的程度，怎樣逐步分國別開放，而不是完全開放。新加坡經驗不可學，上海不用學，深圳學不了，考驗新政府的智慧與能力。
另一關鍵問題是公屋問題，這是回歸以來最大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不盡快解決，香港內部社會矛盾、基層貧窮與生計問題難以改善。特別是今後國際形勢可能大變，前景不明，香港的情況並不樂觀。即使疫病清除，各方面恢復需時，面對滯脹的風險，穩定基層生活更顯迫切，也以此使社會經濟復原有穩健的基礎。
公屋的作用，一是減低基層的住房支出，代表實質的收入回升，可以抑制通脹對工資上升和消費減弱的壓力；二是減少對私營住房的需求，抑壓房價，減低社會各方面成本；三是與基建投資一起可刺激需求、增加就業、提升社會效率。
解決疫情，香港才可全面開始復原，並尋求發展。解決基層住房問題，可以根本解決社會最大的矛盾和分歧，有利社會和諧，消除政治危機。大多數人安居樂業，社會經濟才可以在穩定中有所發展，發揮大多數的勤勞才智，讓基層下一代可以像香港上幾代那樣從公屋基層社會奮發起來，帶來個人與社會的進步。新政府的公屋政策不可能即時建造大量公屋，但至少政策落實，認真執行，社會大眾便可有所期望，穩定民心。
改善競爭力不能只看企業的利潤率，忽視對大多數人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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