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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
2019-07-01 22:42

【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林郑不解民情 态度傲慢成民怨催化剂

2019年7月1日

有「魔僧」之称的港英时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近年积极著书解构香港管治问题,其最新著作的中文译本今年面世,书名《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可谓对当下香港的精辟概括。在他眼中,现今香港社会问题千疮百孔是由多重原因造成,而最大的问题来自历任特首的施政失误。眼见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两周年之际遇上反《逃犯条例》修订的一连串风波,管治陷入困局,顾汝德娓娓道出对这位特区掌舵人的失望。

(此文章为《顾汝德专访》之一)

1989年,港英政府成立中央政策组(中策组),修读经济学出身、曾任职传媒界的顾汝德随即被招揽为首席顾问。顾汝德早於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来港从事学术研究,回归后,他继续自己的「老本行」,研究香港的官商关系、贫富悬殊等深层结构问题。在《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里,其中一章探讨香港莘莘学子「被市场鱼肉」,配图为2014年年轻人占领中环街道的相片。他始料未及的是,不消五年,香港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上月接连两个周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计市民上街游行,示威者占领街道、冲击立法会,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再次成为社会抗争的主角。

谈修例:年轻人看不见未来

顾汝德接受《香港01》电邮访问时说,年轻人愤怒的声音,不只是为自身利益而鸣。「香港人参与抗议活动,通常不关乎个人利益,而是关於原则、香港价值」—无论是2003年的七一游行、2014年的「雨伞运动」,还是这次的反修例抗议—但他不忘提醒,激起青年怒火的,还有他们对政府及社会积累的不满。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控诉,因为政府使他们对未来的幻想破灭。」顾汝德解释,早於1989年,港英政府为大学收生学额设立15,000个的上限,可是过去二十多年间,特区政府并没有因应高中毕业生人数上升而调整大学学额,反而将因资助学额不足而未能入读大学的毕业生,推向副学士或自资学位等高等教育课程。这群学生不但要自行承担一笔高昂学费,毕业后的薪酬水平更与无同等学历的人相差无几,「即使特区政府为他们提供补助,但这些课程的质素,以及就业出路依然不理想。」

顾汝德又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自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年轻人获得大学学位的机会相差不远,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引用2011年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指出几乎一半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年轻人能升上大学,而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升读大学的人数增加得很少。这是现今社会「成功靠父干」风气的写照:年轻人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家庭收入,这又如何令他们相信学有所成是事有所成之本?又如何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带来更好的生活?

顾汝德直言:「这些情况,令新一代对政府萌生恨意。」

林郑月娥上任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强调,未来五年会致力做好与青年「三业三政」相关的工作,并特意成立青年发展委员会。可是,摆在年轻人眼前的现实似乎是生活与发展空间不断收窄,面对房屋、就业、欠缺上流机会等困境,政府所谓的青年政策皆显得如同鸡肋,对他们的人生规划难有实际帮助。这令人不得不质疑,究竟政府有没有重视、正视,或者了解青年的诉求。

政府理应积极聆听民意及回应市民的诉求。回顾这次修例风波,顾汝德形容,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产与上流阶级亦参与抗议活动,他们的诉求清晰明确,而备受社会尊崇的法律界人士,早於民怨未爆发之时已就修例发声,提出疑虑,可是林郑及其管治团队不予理会,「似乎觉得律师并没有那么重要」。

当权者的傲慢,无疑是点燃市民怒火的催化剂。顾汝德过去曾分析,林郑月娥不是政治家,没有特别的领导才能,甚至在制定政策时渗有个人观点,「自以为这些观点能够代表社会上的人」。经过近期的风波,他又如何评价林郑的管治方式?

「香港是一个现代、开放、复杂和繁荣的社会,政府不符合社会期望的标准。从政府的演辞及报告中可见,似乎政府官员要么不了解香港人的质素,要么不尊重他们。」顾汝德不讳言,「林郑执政两年间,未能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加上整个管治班子无法获取市民信任,成为她管治中的最大弱点。」

从竞选特首开始,林郑一再声称要「与市民同行」,可是两年过去,市民突如其来的强力反弹,却暴露她不知民怨、不懂民情,与市民渐走渐远。如今民间呼喊「林郑下台」的声音不绝,反映其施政即使曾带来「相对平静」的社会气氛,却未能真正凝聚民心。自诩「好打得」的她近日被问及会否下台时强调:「希望能继续为香港社会服务」。她同时坦言自己未来三年的管治工作将「非常困难」,困难在於市民的「信心」及「能量」问题。

重拾市民对政府的信心,确实是林郑月娥不能回避的首要课题,但是要如何改变已深入民心的负面形象?顾汝德建议林郑月娥筹组一个顾问团队,正视过去的决策错误,并任命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出任问责局长,透过大规模改革,为社会带来改变。他提醒,林郑需要真正的谦卑,才可以令团队敢於谏言。

以上建议或多或少令人联想到中央政策组—这个由成立至回归前的八年间一直由顾汝德掌管的智囊机构,曾协助港英政府落实不少重大决策,但回归后它的角色大不如前,一度恍如被「投闲置散」,本届政府更把它改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智库香港愿景计划执行及研究总监冯可强曾撰文探讨港英时期中策组的运作经验,指出它有可取之处。他提到,当年顾汝德用人来自各党各派,例如委任民建联创党总干事郑艾伦为全职顾问,非全职顾问包括民主党政策研究员刘细良、工联会陈婉娴、民建联程介南、职工盟李卓人、民协罗祥国等。他并引述刘细良的一篇文章称,「顾汝德当时说,中策组不需要港督的『粉丝』,要客观评估政治形势,就一定要听到来自不同阵营的声音。」


122. 以「做」爱解决社会矛盾
2019-07-02 23:46
解决社会矛盾方法,只有一个
 
1967 年暴动,之后英国政府,实施宵禁,当时英国政府深知,香港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英国公民,总使英政府续个游说示威人士,也无用,英国政府立即开会,应该怎么办?当时英政府请了一些心理专家去解释这社会问题,结果政府立即决定落实执行心理专家的建议,结果几年后,香港欣欣向荣,成为东方之珠。

究竟心理学家建议了政府做什么?能让那么多人平息怨恨,变得所有动力专注在(搵钱)方面? 

原来心理学家建议了此方法:就是大量兴建(房屋),因为只要人类有了居所,自然会去(做爱)跟配偶发生性行为,之后生儿育女,所有精力放在育养小孩,而对於一些高风险的活动大大减底兴趣,因为他们会考虑这点,如果父母出了事,孩子谁去养育,这是一般正常人类会考虑的事,所以之后政府大力兴建很多大型(公共屋邨),包括华富邨,爱民邨,彩虹邨等等...... 政府也明白,人类会不断追求生活品质提升(higher living standard) , 所以制定了一些段梯给市民,人们会向上流,搬家到更好的居所,(屋邨)下一步是(居屋),(居屋)下一步是(夹屋),(夹屋)下一步是(私人物业),当然有不少市民由公屋搬到去私人物业,或一些已经成为富豪级人马!

回看近这几十年社会越来越变得激进,为什么呢?原因是近二十多年,公屋少了,居屋少了,夹屋已经冇了!由於年青人,没有地方可以(性交),精液上脑,令人格激动,原於没有地方安心(做爱),所以社会越来越矛盾!

所以要解决这社会矛盾的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大量兴建公屋),放宽入住要求,譲更多人有居所(做爱,性交),鼓励生育,成立家庭!相信社会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123. 《顾汝德专访》之二
2019-07-05 01:55

【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历任特首弊政多 对社会福利视而不见

2019年7月2日

回想1997年,香港由一个殖民地政府,转为高度自治的特区政府,正式由港人当家作主。有「魔僧」之称的港英时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忆述,当时他毫不怀疑香港能继续成为世界级金融和商业中心,一方面在於本港的政治稳定及社会秩序值得肯定,一方面在於廉政公署有效打击贪污。他当时亦相信,《基本法》已为香港提供良好的制度,若得以完整地实践,香港的福利及社会服务均可得到保障。

(此文章为《顾汝德专访》之二)

【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林郑不解民情 态度傲慢成民怨催化剂

可是过去二十多年,他目睹历任特首的失策和弊政,他们对香港经济存在悲观主义、选择性地落实《基本法》、迷信自由市场,令失治的问题遍布政府各个层面,对民生福祉构成威胁,「过去二十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长年秉持一个观点—拒绝更乐观地看待香港前景,认为日后的财政危机不断威胁香港,因为社会累积不满、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

《基本法》第三十六条列明:「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顾汝德强调,历任特首选择「忽视」这些属於社会的权利,全因他们相信仿效私营企业的运作方式去管理社会是「最好的」,政府拒绝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令到本应以服务市民为目标的工作,转以逐利为本的商业模式提供。

《失治之城》一书中详述特区政府追求商业模式及自负盈亏,导致社福界蒙受伤害,例如特区政府坚信能够以商业模式解决长者住院护理严重不足的问题。可是,私营院舍的质素参差,长者对於受资助机构的质素更有信心,结果轮候入住的长者始终大排长龙。

顾汝德引述,林郑曾宣称花费在福利上的每一元,都是以牺牲其他政策领域为代价。他提到,2013年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确立「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得到宪法保障,「林郑月娥作为当时政府第二高级官员(时任政务司司长),一定知道这个重要的裁决。」可惜,她深信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所需的成本「潜藏毒性」,以致过去两年间不仅未能解决林林种种的社会问题,更曾打算收紧长者综援年龄门槛,引起激烈反弹。

顾汝德直言,林郑最失败之处是无法解决住屋、医疗服务、老人与残疾照顾以及教育方面的严重短缺问题,虽然这些关乎市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服务陷入灾难局面不全然是她的责任,而是该归咎於首两任特首拆毁了香港的社会保障网,但是林郑上任时信誓旦旦要有「管治新思维」及「理财新哲学」,却继续承传其前任的管治思维,教条式地复制商业管治模式,视社会福利支出为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威胁,以「量入为出」为理财桎梏。顾汝德形容,林郑犹如是模仿商业模式治理社会的「虔诚信徒」。

基层家庭愁生计、住屋,年轻人忧前路,政府却一直无所作为。社会困局引起的广泛失望,早已积累一股民怨。《逃犯条例》修例风波爆发后,不少人将希望押注於下一任特首。然而,若然不彻底改变僵化的管治模式,又如何避免未来的特首不是「林郑2.0」?

124. 《顾汝德专访》之三
2019-07-05 02:04

【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港人难无限期包容当权者无能

2019年7月2日

「香港人拥有一个令人惊叹的『求生』文化。」有「魔僧」之称的港英时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如今身在爱尔兰,但依然心系香港,纵使他以「失治」形容这个城市,却没有悲观地看待香港的未来。他说,香港人是很坚毅的市民:「即使面对威胁,香港人忍耐力之高,是在其他城市看不到的。」

他口中的「威胁」,部份来自环球经济的改变,以及一些不能预见的事件,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环球金融海啸、2003年「沙士」(SARS )疫潮、内地工厂倒闭潮等等,亦有部份来自政府的施政。他提到,首任特首董建华面对经济困局时,削减公务员薪酬及社会福利应对,「但劳动人口依旧辛劳地工作,生产力持续上升,那就是典型的香港」。

(此文章为《顾汝德专访》之三)

承接上文:【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历任特首弊政多 对社会福利视而不见​

翻查资料,董建华政府在2002年立法削减公务员薪酬,并在其后推出「033」减薪方案以节省公帑,此举变相带动社会普遍工资相应下调。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由2001年的11,000元降至2002年的10,400元,至2007年才重回11,000元的水平。即使如此,香港依然有着极高劳动生产力,2000年至2010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一直稳步上升。与此同时,受通胀影响,基层市民的生活质素却在下降。

顾汝德又提到,2000年以来,香港医院部门的资源遭到严重削减,公立医院的住院病床被减少,一些药物费用亦需要「患者自付」,医护人员仍然坚守岗位,提升病人的生存机会。追本溯源,当时的节流措施,包括以「肥鸡餐」鼓励资深医生离职、削减大学医科生学额、削减住院病床,正是现时公营医疗体系供求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

顾汝德认为香港2000年以来,医院部门的资源遭到严重削减,公立医院住院病床被减少,是现时公营医疗体系供求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图为冬季流感时内科病床爆满的情况。(资料图片/余俊亮摄)

换言之,港人一直在包容、忍耐着当权者的无能,在「失治」的城市中求存。不过,顾汝德在书中的最后一段预告:「我们不能指望社会能够无限期地包容。」

顾汝德在2013年出版的《繁华底下的贫穷:香港施政失误》一书里,用「礼貌政治 (polite politics)」解释香港的政治生态,指出香港社会成熟、自律、民众务实温和,当政府推出各种惠民政策时,就会受到市民的尊重,「香港民众要求政府在社福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将重心集中予贫困社群身上,给予他们平等的支援,而非透过竞争性市场,规定贫困人士可负担起什么样的服务。」

当社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民生困局,市民自然而然地把实现社会公义的希望,投射到政治改革。顾汝德解释,香港人一直试图避免「政治暴力」(利用武力达致政治目的),因为它不但具有破坏性,更会削弱社会大众的信心,但当市民把选票投给曾以激烈方式抗议政府问题的政治人物,便意味香港的长远发展面对新的威胁。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两大激进党派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合共取得了26万多票;2016年新界东补选中,属於激进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取得逾6万票。这些迹象也许就是顾汝德所担心的。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讲师梁启智曾表示,不少民选议员将街头抗争的手法带进议事堂。顾汝德认为面对这种「威胁」,港府应尽快实现《基本法》中承诺的政治改革。(罗君豪摄)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讲师梁启智曾撰文指,「不少民选议员近年选择把议会当作是政治表演的场所,把街头抗争的手法带进议事堂中,吸引传媒的注意。他们的作为有时会被批评为不认真或不尊重议会庄严……但对於这些『反叛议员』的支持者来说,他们的议员在议事厅『搞事』就是履行选举承诺,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梁启智指出,立法会本身在相当部份的市民心中欠缺认受性,所以这些激进议员的抗争行动得到支持,「即使这些议事厅内的抗争方式被终止,只要背后的认受问题没有解决,则问题仍会如挤气球一样,从议事厅内转移到议事厅外,甚至以更高社会成本的方式爆发。」

面对这种「威胁」,顾汝德认为,特区政府愈快实现《基本法》中承诺的政治改革愈好:「 如果无法实施(政治改革),社会需要更快地得到一个完整、坦率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不能。」他又相信,若立法会议员及司局长级官员能透过一个更开放的制度产生或任命,可吸引更多人走进体制,提升行政及立法机关的职能。与此同时,香港社会可以确实成为「话事人」,令现时的政治紧张,甚至撕裂情况或会放缓。不过他亦补充,「但我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无法给予任何实际的方案。」


125. 人人有居屋权
2019-07-06 12:20

【01独家】「人人有居屋权」上届曾有高官献计 最后胎死腹中

2019年7月5日

一场反修例政治风暴,令特区政府管治举步维艰。如何走出困局,肯定是当务之急。社会纷纷出谋献策,要平息民愤,有人提出重启政改,亦有人认为严峻的住屋问题,同样是纾解之策,且须采取「大动作」方可凑效,当年政府内部曾探讨过的「居屋承诺」方案,会否是其中一服诊治沉疴的「良药」呢?

据了解,上届由梁振英领导的特区政府,曾有高官建议过向合资格年青人家庭,提供「人人有居屋权」的计划,即以成本价(地价+建筑费等)向合资格家庭发售居屋,每个家庭一生中总有一次机会,且转售限制极多。

同时,计划大方向是强调承诺性质,意思是就算政府短期内未必能兴建足够居屋给予合资格家庭,但最起码会公开声明这个承诺,将会持久执行下去,务求让年青人放心,感受到有向上流动的希望,且令人民和政府重订房屋契约,逐步地解决青年人住屋问题,根本地重建社会互信。然而,这个「居屋承诺」计划,最后无疾而终。

有熟悉政界的人士慨叹,像上述般的治本性住屋计划必须马上思考,并果敢推出,否则所谓帮助年青人安居,根本无从说起 !

过渡性房屋屋邨仅属「小修小补」

据了解,港府现正集思广益,冀可於短期内推出一些改善民生及经济政策,以挽回市民信心和修补社会撕裂,其中一项主打的是房屋问题。因房屋在香港向来都不单纯是住屋问题,当中更涵盖政治及稳定社会等元素,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近日回应近期的政治风暴时,便指事件不只和政治有关,更直言房屋问题同样也是民怨累积原因,政府需早日为市民解决房屋问题。

然而,不论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上月底在网志提及兴建只有数百个单位的过渡性房屋屋邨,又或是基层住屋团体倡议针对劏房重推租务管制等,要应对当前高楼价、高租金的严峻形势,仅能说是「小修小补」,难以排解港人住屋难的愤懑。

原来,上届特区政府曾酝酿过一项属「大动作」的房屋政策。一位政府前高官向《香港01》忆述,数年前还是特首梁振英主政年代,政府高层中曾有人建议,可仿效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为已婚夫妇提供可预购以建筑成本订价的资助房屋,令他们在楼价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亦毋须担心置业困难的问题,这将有助舒解市民「住屋难」的困境,缓和社会正在不断累积的怨气。可惜的是,这项建议及后却因种种原因未有再跟进,最终束之高阁。

逾期未享优惠应提供其他资助

消息人士表示,现时公营及私营房屋因土地紧绌,落成量均未达长远房屋策略目标,如港府能仿效新加坡的推售远期楼花措施,可令市民安心及对港府施政回复信心。再者,以预批购买权订定的「居屋承诺」,所产生的效果相信会比增建少量过渡性房屋、增推少数首置上车盘等零碎措施为佳。

该人士又指,要令这项政策新猷更有说服力,港府须完善方案,包括倘合资格家庭在指定时间仍未能享用此优惠,当局应考虑提供租金津贴或其他资助,以及重新订定各类资助房屋比例和进一步清晰界定公营及私营房屋市场的定位,避免市民再受高楼价、高租金问题困扰。

消息人士指出,在这个「人人有居屋权」措施下,纵使真正房屋单位供应短期内不会增多,但港府与市民订立了「居屋承诺」,一方面可让市民见到将来会有资助置业机会,同时又可迫使公务员必须落实建屋目标,可推动政府内部加快觅地建屋的工作进程,一举两得。

城大学者5月倡一次过推5年内落成居屋预售

翻查资料,坊间早前曾有人提出类似建议。城大公共政策系教授刘国裕於5月底出席公屋联会年轻人住屋问题举办圆桌会议时,公开倡议预批居屋购买权,把未来5年落成的近2万个居屋单位,一次过全数预先推售,明年则让合资格人士再申购2023年后落成的单位。

126. 移民潮再现香港
2019-07-07 22:00

对绝大部份香港人来说,过去几周是非常沉重的,身边不少朋友在六月都是人生第一次游行,表达对政府的诉求,经过二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由最初存有一丝希望,到最近逐渐变得「沉默」(不少年青人就被迫变得激进),而大部份这些家庭收入每月估计在十万至五十万元以上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基本上都已经持有外国护照),都已经开始计划办理移民海外,不少都退而求其次,选择较冷门的国家,如果政府依然高高高高在上,不诚恳反省为何年青人选择以死相谏,施政思维不根本性地改变,这个趋势可能只是刚刚开始,政府是否将继续大量输入中年低学历人口填补?

张一鸣 

127. 半世纪前迷失一代重生的启示
2019-07-07 23:01

【管治思维】半世纪前迷失一代重生的启示  社会改革如何上路

2019年7月7日

7月1日,本应是香港庆祝回归祖国的日子,然而,这年的「七一」,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捣破了玻璃,闯进了立法会大楼,占据了议事厅,涂黑了挂在主席台墙上的区徽,无序和混乱降临了这座我们以之为家的城市。示威者无组织、无计划、无目的,只是普遍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当中不少甚至认为要奋力一博,准备押上自己的前途乃至性命。这种氛围不禁令人联想起五十多年前在弥敦道街头,与警察对峙的年轻人。

回顾当年,港英政府在连场同样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激烈社会运动后亡羊补牢,既详细调查参与者动机及前因后果,又全面检讨在政治、经济、教育、住屋、社区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对的困境及压力,促成后来大规模开展社会改革,成功为社会带来相对安稳与有希望的生活面貌。虽说今天的香港与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五十年前的经验提醒我们,政府须确实承担起民生责任,与市民建立实质的联系,如此其认受性才有坚实基础。如今的管治团队不应再将头埋在沙中,而是应该深入调查民怨大爆发的始末并对症下药,以求重建与市民的信任和联系。

过时政制构不公社会
天星码头加价酿骚乱

1966年4月,一场由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约五仙的示威,演变成一场连续两晚打砸抢烧的骚乱。当时海底隧道仍未兴建,天星小轮为来往港九的主要交通干道。然而1965年爆发银行危机后,天星小轮在经济一片萧条下仍向政府申请加价「斗零」,惹来各界强烈反对,市政局议员叶锡恩更收集超过二万个签名,政府却一意孤行。1966年4月4日, 25岁青年苏守忠只身於今为爱丁堡广场的中环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吸引途人围观,又有几名青年加入,包括卢麒。及后苏守忠以阻街为名被捕,卢麒等人到港督府请愿,又在尖沙咀天星码头起沿弥敦道游行。

1966反天星小轮加价的运动,在政府封闭、社会严重不公的背景下爆发。(资料图片/Getty Images)

1966反天星小轮加价的运动,在政府封闭、社会严重不公的背景下爆发。(资料图片/Getty Images)

示威在翌夜却演变成一连两晚的大型打砸抢烧,示威者向警署掷石和玻璃樽,又企图纵火。殖民地政府出动英军以催泪弹、木子弹、手枪、轻机枪镇压,一名途人被流弹击中死亡,26人受伤,超过1,400人被捕。事件平息后,政府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等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写成《1966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发现,过千名被捕示威者当中,大部份为15至25岁低学历、低收入、高工时、居住环境恶劣的青年。当中不少青年只是中途加入示威,根本对示威的诉求不太清楚。及后演变成骚乱,根本无关天星小轮加价宏旨,不过是一场无组织、无计划、无目的,纯粹对政府及社会怨愤的宣泄。

然而,令这些年轻人不惜以身试法,破坏社会秩序的深层次原因为何呢?要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殖民地香港绝不是花花世界。当时香港超过一半人口为青年,其余大部份为大陆南来的难民人口,在此弹丸之地难觅一地安身之所。漫山的木屋区环境恶劣,尽管1953年圣诞日的石硖尾大火逼使政府积极兴建徙置大厦,成为香港公共房屋的前身。不过,其空间狭小挤逼、设施简陋原始,无法满足大量市民的住屋需求。再者,当时的香港又正处於急速工业化,保障劳工措施却严重不足,劳资关系紧张、工业行动时有所闻。另外,其时警队贪污成风、警黑勾结,对小贩等低下阶层极尽压榨之能事,警民关系极为恶劣。

1967年5至12月爆发的六七暴动,香港左派发动对抗港英政府的行动,由工人运动渐演变成土制炸弹袭击,伤及无辜平民百姓的暴动,有1,936人被检控。(政府新闻处图片)

1967年5至12月爆发的六七暴动,香港左派发动对抗港英政府的行动,由工人运动渐演变成土制炸弹袭击,伤及无辜平民百姓的暴动,有1,936人被检控。(政府新闻处图片)

如此社会滋生的,是劳工剥削严重、阶级极为悬殊、警队腐败丛生。殖民地政府身为一个外来政权,却仍以战前的一套「前去殖化」管治模式。政府长期封闭,连其官方语言亦为大部份港人所不谙的英语,官民隔阂之深可想而知。惟一能担当官民桥梁的市政局权力有限,仅有部份议席由民选产生,其余皆为官守成员或是官方委任之议员,难以体察民情。就算是民选议员,也不过是由23个专业界别人士投票产生,绝大部份市民被排拒在外。当年为民先锋而深得民心的市政局民选议员叶锡恩,其声音也被政府所无视,这也成为了反天星小轮加价骚乱的导火线。

在如此低度开放的政制,如此不公的社会环境下,新一代的战后婴儿,尽管是大多在香港土生或土长,亦难以建立一种归属感。

殖民地政府是否没有尝试解决问题呢?事实上, 1945年香港重光后,港督杨慕琦返港后第一件事,便是向全香港人广播,宣布推动宪制改革,让「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杨慕琦建议成立一个大都会议会,三分之二议席由市民直选或间选产生,此为香港管治者首次给予港人「港人治港」的承诺。然而当时立法局内的英资商界代表强烈反对,殖民地政府又生怕国共两党会透过民选议会渗透政治架构,杨慕琦计划最终不了了之,香港人亦错失了首次自治的机会。结果过时的政制根本回应不了香港战后工业化带来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战后婴儿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

精英与民情严重脱节 
绝望青年藉冲击控诉

这跟今天香港每况愈下的情景多么相似。时间穿越到五十多年后的添美道立法会大楼外,那些正冲击大楼的示威者。当中大部份看起来都很年轻,冲击手法也十分稚嫩。他们阵营之间曾经也激起了对於冲击的目的及计划的讨论。有人反对冲击,认为违反运动本身非暴力原则,也有人指当时大楼内没有人,亦没有会议,质疑冲击的目的,亦有人认为其原始的冲击手法不聪明。七嘴八舌的,看似组织零散、计划不详、目的模糊。

不过当民主派议员挡在冲击者前,劝勉他们冲击可能会换上十年牢狱生涯,他们却直指已用尽所有方法,皆得不到政府回应诉求,不知道做什么才有用。这场冲击立法会行动虽然看似无目的、无计划、无组织,然而当他们闯进了议事厅,在墙上写上「我要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等字句时,这场反修例风暴的一大症结便浮现出来——当一个不民主的政府与议会置百万人民的意愿於不顾,企图强行通过如此具争议的法例,许多港人对长年期待却未可及的普选承诺的不满,在这些以身试法、甚至矢言要用自己的前途和性命去换的示威者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们涂黑议事厅内的区徽,显示其对政府彻底的不信任。

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无疑是增加政府管治认受性的方法,是当做的事。(资料图片/曾梓洋摄)

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无疑是增加政府管治认受性的方法,是当做的事。(资料图片/曾梓洋摄)

官民之间的决裂,证明肩负正实现「港人治港」使命的管治精英与民情何等严重脱节,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无疑是增加政府管治认受性的方法,是当做的事。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66年的青年暴动,有政经社会的深层次原因,而今天的香港相比六十年代,虽然物质生治及条都富裕得多,社会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香港的楼价随坚尼系数逐年攀升,经济命脉却掌握於一小撮大地产商手中。年轻人创业艰难,上车无望,穷人被逼蜗居於劏房,香港首次出现了新一代不再相信会比上一代享有更好生活的现象,昔日由战后婴儿创造,自力更生便可出人头地的「狮子山下」神话已被彻底打碎。这些后工业社会的普遍问题加上了大湾区等陆港的急速融合,以及铜锣湾书店等事件加深了北京对港干预日益增加的印象,亦令香港的年轻人惴惴不安,生怕当日熟悉亲切的香港将会不再熟悉。

当年的战后婴儿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打砸抢烧,除了攻击当时市民深恶痛绝的警局外,没有特别针对政府机关的行为,原因是他们大多对香港仍未产生归属感,亦对英国殖民地外来政府无感。而七一冲击的示威者虽看似无组织、无计划,却是高度政治化。事实上,经历过八九六四、〇三七一、雨伞运动,港人早非昔日殖民地政府刻意去政治化的纯粹经济动物,可惜特区政府仍试图以早已过时的管治手法鸵鸟式应对。当选举委员会及功能组别的政治结构设计完全向商界倾斜,少数财阀及政治精英长期垄断权力,亦成为解决贫富悬殊、楼价高企的绊脚石。

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保驾护航下,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强推一个又一个极具争议的政策,当市民的愤怒在体制内无处宣泄,继而走上街头,百多万人的和平示威却被管治者胡混推搪过去时,示威者诉诸更激进的手法,自然是可以预见。而当示威者以堵路、冲击作为示威手段,政府调动警察对付示威者,亦令警察卷入政治漩涡。警方本身亦在应付示威者时多次被指出有滥权滥暴行为,也令其多年辛苦修补的威信荡然无存。政府失去年轻人的彻底信任,最终逼使他们用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作赌注冲击立法会,1966年迷失一代的绝望感,竟跟五十多年后2019年年轻人的感受暗暗契合。

示威者以堵路、冲击作为示威手段,政府调动警察对付示威者,亦令警察卷入政治漩涡。图为警方在6月12日冲突中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罗君豪摄)

示威者以堵路、冲击作为示威手段,政府调动警察对付示威者,亦令警察卷入政治漩涡。图为警方在6月12日冲突中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罗君豪摄)

六十年代年轻人对前景没有出路的绝望,尽现於天星小轮示威领袖卢麒的遗书中。当时仅19岁的卢麒在示威中意外成为领袖,后来示威失控演变成骚乱,卢麒被以「煽动破坏公安」判守行为三年,后来却竟因在元朗「盗窃单车」判囚四个月,出狱被发现命丧於其佐敦谷徙置区寓所。其遗言便写道:

今次卢麒非死不可了。难以传奇性的绝处重生了,怎么办呢?饭又难找吃,当局又说我不适应此社会……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国的倚靠,无主孤魂的到处漂浮,心灵的创伤,直至永远?还是短暂的?

1960年代天星小轮示威领袖 卢麒

在殖民地下成长的青年,既遭排拒於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体制,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种既陌生又朦胧的印象,本土身分尚未植根,其「无主孤魂」的失落,再加上生计困难,对前景无望,最终令这些年轻人成为时代的受害者。

而在2019年的今天,社会弥漫的是前所未见的悲观情绪,其原因在於今天年轻人的港人身分认同虽然是有史以来最为高涨,政府不民主和不听民意的管治手法,却令年轻人判定这个政府并不属於他们。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便是打着「重夺议会」的旗号。六十年代的迷失一代跟今天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竟如斯相似,其身分认同跟政制结构本身都产生了根本错位——1960年代外来的殖民政制与追寻身分认同的战后婴儿之身分错位,以及今天排斥甚至镇压青年声音的不民主政制与港人身分认同及民主意识炽热的千禧世代之身分错位。

今天年轻人的港人身份认同虽然是有史以来最为高涨,政府不民主和不听民意的管治手法,却令年轻人判定这个政府并不是属於他们的政府。(资料图片/罗君豪摄)

今天年轻人的港人身份认同虽然是有史以来最为高涨,政府不民主和不听民意的管治手法,却令年轻人判定这个政府并不是属於他们的政府。(资料图片/罗君豪摄)

五十年前大乱换大治
如今也该让青年「回家」

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此起彼落,天星小轮骚乱后一年更因一宗劳资纠纷而爆发了左派的全面暴动。但动乱换来的,是殖民地政府的改辕易辙,积极推行改革。在伦敦及西敏宫敦促下,殖民地政府积极引入诸多劳工法例,又进一步确立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令青年有书读又可安居乐业。政府亦大搞青年舞会、香港节,众多针对青年的文娱活动,在社区举办扑灭罪行运动、清洁香港运动,加强港人的社区及公民意识,塑造香港人对其邻里以至香港的归属感。

除了民生政策外,政府对於民间冒起,由战后婴儿担纲的诸多社会运动,如中文运动、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亦从善如流,在1974年定中文成为法定语文,最终更冒警廉对立的风险,於同年成立廉政公署肃贪倡廉,努力修补警队形象,最终令香港警队誉满亚洲。政府又在六六骚乱后将政府的网络扩展至社区层面,在加强官民沟通而成立的互助委员会基础上,引入区议会制度,树立地区自治的趋型,又大幅扩大立法局的成员,广纳社会不同阶层人士,为八十年代引入代议政制的民主化铺路。

年轻人愈感绝望,转趋用愈激进的手法,特区政府总不能把年轻人全都视为暴徒。(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年轻人愈感绝望,转趋用愈激进的手法,特区政府总不能把年轻人全都视为暴徒。(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在殖民地政府积极进行改革之下,加上经济起飞,一度是人心惶惶、浮躁不安的「难民社会」,竟可在一穷二白、动荡不安的劣境之中浴火重生,开创出被誉为「黄金十年」的麦理浩时代,香港人亦渐渐从昔日「无主孤魂」的意识摆脱过来,在这昔日被喻为「借来的地方」滋长了家的感觉,甚至决意在这小岛上安身立命。港人的身分认同一直建构起来,直至1997年的7月1日的凌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铿锵的听在香港人耳里。然而二十二年后,昔日香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却似乎彻底的被辗碎了。

立法会的玻璃在砰砰的声响中打碎,年轻人在电视屏幕前看起来或许很粗暴,但他们在立法会内柱上写上「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没用」,却暴露了残酷的真相。面对年轻人愈感绝望,转趋用愈激进的手法,特区政府总不能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对民间的诉求视而不见。

示威者打破玻璃的一幕,被很多人谴责是暴力,但这个画面某程度上诉说了年轻的无力感与绝望。(资料图片)

示威者打破玻璃的一幕,被很多人谴责是暴力,但这个画面某程度上诉说了年轻的无力感与绝望。(资料图片)

在1956年、1966年、1967年短短十年间发生的三场大型骚乱后,政府都有写成报告书。其中以反天星小轮加价示威酿成的骚乱中,港督戴麟趾委任了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徵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律师黄秉干组成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调查骚动成因。今天历时逾月的反修例事件,已引发多场过百万人的示威、数场流血冲突,以及示威者冲击立法机关的重大事件,民间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声音,应该得到政府回应。而且独立调查委员会不仅可调查警察在「6.12」清场行动有否滥权滥暴,亦可调查整场风波的成因以及来龙去脉,将真相还原以给公众一个交代,也可为当日「暴动」的定性作检讨,究竟连夜打砸抢烧都只是被定性为「骚动」时,「6.12」被判定为「暴动」是否合理?

当五十多年后,香港再次被纷乱不安的氛围笼罩,年轻人对香港及自身都感到彻底绝望,甚至不惜流血和隐痛,以死相搏的时候,香港会否能如六十年代一样,再次「传奇性的绝处重生」吗?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除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外,特区政府更该痛定思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改革,解决社会不平等、政治不民主、缠绕了香港多年的深层次问题。让香港人真正感受到政府是我们的政府,议会是我们的议会,香港是我们的香港,切切实实落实「一国两制」,让我们寻回家的感觉,把年轻人从绝望之中拉回来。

128. 港嘢show
2019-07-10 14:34
 

泛民多年来洗青年脑 将掟砖袭警者当义士 何俊贤叹:香港已经进入黑暗时代!


129. 胡应湘
2019-07-11 13:08

批财富严重倾斜政府及地产 会演变成暴动 胡应湘:政府22年未应变

香港陷入混沌状态,年轻人感绝望。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上周接受访问,不欲多谈政治,惟土地供应问题他过去20年向历任特首进谏均不得要领。社会躁动不安,他认为是财富集中於政府及地产商之过。历史上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没有国家及城市可以安然度过。他希望香港社会能够同意大型填海,兴建公屋,来一次财富转移,生活成本降低,香港才有希望。

这位见尽香港潮起潮落,波谲云诡香港时代的老人,今年已经83岁,自嘲香港填海成功后都已经「蒙主宠召」,作为第三代香港人,希望下一代能安居乐业,将土地归还香港人。

胡应湘今年将上市公司合和实业私有化后,首次接受《苹果》专访谈到香港大势。本报记者一行人上周四到达湾仔合和中心64楼办公室,途经前执董胡文新房间时,门外名字已经遮上,不过未碍父亲与记者谈笑风生。

警惕法国大革命重演

胡应湘年少时曾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土木工程,见尽当时稀世的摩天大厦及渡海大桥,带给他宏观视野,正如他阅读香港问题时也从世界历史角度看,形容财富倾斜至政府及发展商,属社会问题主因。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最终揭竿起义,「太多财富集中在太少人身上,冇一个地方会好,可能演变成暴动添。」

香港这一代正正有这特徵,「以前你揸劳斯莱斯,啲人会觉得有机会我都想买,依家净系仇视,呢个系共产主义。」胡应湘说:「好多人俾租楼、供楼压到不得了,资金去咗边?第一系政府,盈余5万美元1个人;第二系地产商,包括阿叔在内,好公道。」

土木工程系出身的胡应湘打开地图,提出填海改变香港命运。政府推明日大屿计划,背后有董建华旗下团结香港基金发功,不过胡应湘野心较政府更大,希望为香港以1,000万人口规划增加土地,「等於屋企请食饭,唔知有几多亲戚嚟,我摆定张12人枱就冇事。」

填海改变香港命运

对於大型基建情有独钟的他,提到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仅173尺,仅好过第三世界国家孟加拉。胡应湘认为250至300尺对香港较高人均收入才合理,「家俬都靓啲,电视都大啲」,故此采取1,000万人规划较为合适。

作为政府推行明日大屿背后一位重要推动者,形容东大屿是「宝藏」,除了是水浅得5米至10米;附近芝麻湾山头可以供应填料;地理位置邻近中环、尖沙咀,可以铁路连接;海堤只要兴建得够宽,往后填海则未必有额外开支;至於白海豚生存危机,他笑说:「如果你放泥落海,白海豚唔识走,嗰条系蠢嘅白海豚,唔见咗你都唔会可惜。」

胡应湘指着窗外,「百几年前湾仔都系填海,呢度同春园街都系填出嚟,我阿爷,我老豆,又唔见环境唔好?」至於东大屿起多少公屋,他认为须由政府决定,「我唔系共产党,但土地属於人民,你唔可以要人民同你买(贵)地!香港人住得咁密,如果唔搞公屋唔掂」,胡应湘斩钉截铁。

「250尺至300尺居住环境,唔系苛求。」胡应湘以自己跟老婆郭秀萍生活做例子,「(后生仔)佢未舒服过,我住过豪宅超过1万尺,不知几安心,畀老婆吟两下就去第二间房,你叫我住300尺就......」

百亿阔佬曾住徙置区

胡应湘身边老友不少「金童玉女」想结婚,高尚职业无不良嗜好,不过都叹他们上楼不容易,「劏房咁大都要几百万,政府有责任解决,我成日提:地价作祟,畀返自己建筑费系天公地道,地价就唔系。」香港年轻人须有低成本居住环境,才有机会往上游,「香港好多百亿阔佬,有啲以前住徙置区,有屋住,呢啲叫upward mobility。」

不过,香港政府推出「送中」条例引爆政治风暴后,明日大屿拨款亦势将暂缓,而本身这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有可能难以推行,「地冇多到,人多咗,啲嘢只有贵,楼价只会夹上,好多人唔系想买楼住,而系今年唔买,明年仲贵。」

胡应湘希望民众及政府可以合作,「如果收返嚟嘅薪水,大部份畀咗租金,同埋成日顾住买楼,点会有稳定前途?」他又婉惜年轻人认为填海是益发展商及商贾,「我83岁,填得嚟都见到讣闻,蒙主宠召,我系香港第三代,(提填海)系为咗香港人。」

至於是否赞成积极使用《收回土地条例》,他直言不少发展商带头反对,怕影响在新界土地利益,「我提过呢个观点(行使《收回土地条例》),比行家闹我,话我好似共产党,但我系尽我对香港责任。我又唔系要名,唔系要利,我够皮架喇。」

记者:周家诚 陈东阳 李海澄
摄影:谭德润


130. 「顾问治国」荒谬
2019-07-11 13:20

三代特首未有接纳意见 轰「顾问治国」荒谬

回归前,胡应湘曾任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他向时任港督彭定康提议,将本港丢空工厂大厦改为发展住宅。回归后,他常将公屋挂在口边,跟历届特首包括董建华、曾荫权及梁振英提出过填海、兴建公屋的重要性,奈何「都无人听,无人做,咁咪算。」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他未曾向她提出建议。

其中,胡应湘与董建华私交甚笃,与董太亦为小学同学,「当时其实佢接受我嘅意见,但时不与我。」董建华上任后雄心壮志推「八万五」,惟金融风暴、沙士接踵而至,令建屋计划消逝於风暴中。除了天时地利,纳谏与人和同样重要。

他又重提1953年石硖尾的一场大火,促成今日的公屋。当年港英政府财政收入只得3亿元,但为了尽快兴建公屋,遂向殖民地发展及福利基金借钱,「点解港英搞公屋可以即刻应变,而我地(回归)22年都仲唔应变到?」

特首未有听从意见,「顾问治国」亦相当荒谬,明日大屿顾问费高达5亿元,「香港政府做嘢好怪,每年收入四千几亿港元,但公务员支出千几亿,咩人才都有啦,但都要委派顾问。」他以餐厅形容香港施政,「等於成班人,大家都是厨师,今晚去食饭,但唔俾大家出声,搵福临门部长点菜,又竹笙又燕窝,搞到呢餐又贵又唔饱,好荒谬。」

他揶揄顾问制度,「既然香港有暴乱、起义,为何不请顾问叫香港政府点做?顾问报告咪得罗?所以这个制度好曳。香港问题就系呢度,顾问治国。」

批MPF基金经理:咪畀钱中介

胡应湘当推崇新加坡制度,面积比香港少,人人却安居乐业,组屋政策至今已有逾八成人上车,退休金可以供楼,他认为香港应该学习,更笑称强积金不少费用由基金经理抽取,政府应推行「咪畀钱中介」政策。

香港政府近年曾研究新加坡公积金计划(CPF),该计划可用作供楼、医疗、退休,惟雇主及雇员每月供款率高达37%;而香港强积金雇主及雇员供款则仅10%。

胡应湘认为香港应学习,在出售资助房屋时,可提供优惠予上车客,「一视同仁方式,例如头100尺至150尺免费,已经帮到好多人上楼。」并建议模仿新加坡公强积金供楼,「香港强积金拎来供楼就得啦,电视都有话『借钱梗要还,咪畀钱中介』,宜家帮你管理强积金嗰啲咪系中介,所以咪畀钱中介!」

除了填海,60至80年代香港曾出现乙种换地权益书(Letter B),即以地换地,而非以现金换地,胡应湘回看仍觉有可取之处,「有人眼红认为益晒地产商,但呢个世界无油就唔甩得镬,梗系要畀啲着数。」他解释政府可以市区地换农地,「比如农地我收你5尺换2尺,其实就免费攞咗你60%,但你呢四成(市区地)一变就变咗做屋地,咁啲友都着数呀,沙田、屯门、荃湾系咁做出黎嘅。」

论华资退中资上:有能者居之

谈到中港关系,胡应湘坚信特朗普式围墙锁国不可能是未来,「我哋喺深圳河起围墙,以后唔准过大陆、佢又唔好落黎,你估香港好咗定坏咗?」既然香港与大湾区难以切割,那就该放下恐惧,以商讨解决忧虑、携手合作。

改革开放后大国崛起的故事,胡应湘有份参与其中,铺公路、建电厂,一早看到香港与珠三角关系的重要性。随着北边经济规模吹气球般膨胀,「若果唔同佢挂勾,去到2019年,其实大陆唔需要我哋香港。」

至於香港的角色不复是发展基建那样的「硬件」,而该涉足医疗、教育、乃至银行体系一类「软件」,「如果有机会摄只手落去做呢啲服务,我哋七百万人就可以乐业。」

港人北上似是大势所趋,同理,中资南下胡应湘也不当一回事,「天下能者居之,边个有本事就坐上去。我哋唔怕架,人哋有咁既能力,咪跟住佢。」总而言之,他认为大湾区发展方兴未艾,香港不应内讧,「拗撬就无办法和气生财」。

当下中美仍缠斗不休,胡应湘相信中国仍然有力一战,因为美国近数十年奉行福利主义,并频繁在中东兴兵,掏空国库,加上特朗普上场后排斥外国学生,种种都令美国竞争力削弱。

记者:李海澄 陈东阳

131. 林郑曾向中央请辞
2019-07-14 21:45

消息:北京首要稳住林郑 传递信被拒

2019年7月14日

英国《金融时报》今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首林郑月娥曾数度向中央请辞,惟不获批准,指她需要为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负责。

有消息人士向《香港01》记者透露,林郑在七一后有感自己须为局势负上最大责任,一度向北京辞职,「不是口讲,而是递信正式提呈」,最终遭挽留。消息又指,北京认为现阶段最重要是「稳住林郑」,因为研判稳住林郑等於稳住香港大局,「万一港府群龙无首,整个形势或会骨牌式崩溃」。

一位接近北京消息人士表示,北京认为现时香港的局势虽坏,但只要稳住两件事便能稳住局势,该两件必须稳住的事,一是林郑,一是警队。「只要不自乱阵脚,外部问题都可顶住」。

消息又指,林郑是在七一后向北京递信正式辞职,因当日发生闯入及损毁立法会事件,这是继两次大规模游行及612冲击立法会之后另一场大冲击,林郑感到自己虽为局势负上最大责任,亦一时想不出办法解决困局,「心情很低落」,遂萌去意。不过,北京严正告知她,在这个时候绝不能辞职,因若她一去,整个形势便更难挽回。

七一后,林郑在七月九日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下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她本人亦仍然有这种热诚、有这种承担为香港市民服务,所以希望香港社会让她和她的管治团队,有机会和空间继续用一个新的施政作风来回应市民对於经济、民生各方面的诉求。

另外,有建制派议员周五见过林郑,向施政报告提出建议,林郑表示,现时她急需「可解决当前困局大政策动作」。该议员形容她的态度明显比过去谦逊。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日前首度在政府暂缓修例后公开发表讲话,强调中央坚定支持特首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继续依法有效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行职责。



132. 谢清海
2019-07-16 10:29

【逃犯条例】谢清海:港存深层次矛盾 政府需改革免酿核爆式破坏

因修订《逃犯条例》而引起的示威及社会动荡至今仍未平息,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过往多只对经济及投资巿场发表意见、被财经界誉为香港「基金之王」的惠理集团(0806)联席主席兼联席首席投资总监谢清海,在接受访问时也就近期的香港乱局分析,认为事件反映香港存在一些包括「地产霸权」(real estate cartel),以及经济、社会不公平的深层次矛盾,政府需大力改革土地政策甚至检讨联系汇率等,否则迟早会出现「核爆」式的破坏,令香港作为特区的地位有终结的危险。

谢清海表示:「香港要走出危机的话,除了启动重要的社会及经济改革外,没有其他选择,而这些改革的重要性在於为年轻人带来更大希望,令年轻人可以从本港社会的繁荣中得益。在目前的制度下,很大部分的香港人感受不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成果,即使部分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也参与示威运动;在事情变得无可挽救前,政府一定要带来改变,为一些不开心的人群带来希望。」

谢清海认为,实际上政府可把今次危机转化为机会,因为今次事件的严重性已「授权」本港引入改革及转变,否则,在直至2047年的未来28年,香港经济可能像被核弹攻击一样——自己酿成的骚乱可以导致人命伤亡,以及大部分人的财产损失(很大程度与楼价下跌有关)。

需建立长期计划应付2047

谢认为,「只有少数香港人有条件移民,对於大部分人来说香港便是他们唯一的家,他们除了留在香港接受事态发展的结果以外,别无选择……社会已经如此分化,没有任何长期领导、计划及愿景,未有预备好如何应付2047年的挑战,届时香港的特别行政区地位按计划将告一段落」。

「过去一段长时间香港都是自由放任经济(laissez-faire economics)的表表者——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及公平竞争环境,在上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奇迹,此老牌资本主义的实践,的确为大部分香港人带来快速收入增长。但情况已经转变,香港经济已经进入『高原』,整体而言香港在全球市场已没有以前一样有竞争力。我们留意到这是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至上的制度带来的破坏。」

寡头垄断经济 贫富悬殊加剧

谢清海表示,本港经济目前已由「卡特尔」(Cartels)所主导,有关财团以寡头垄断的方式提供所有的产品及服务,这也是资本主义丛林法则所主导的适者生存哲学所造成的局面。本港贫富的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虽然本港精英阶级继续赚取财富,但普罗百姓的生计并没有好转,因为社会过分挤拥、环保水平下跌及公民尊严受损。

「除了改变以外,别无选择。事实上,一般香港人均面对挫败感——他们感到在这制度里再分享不到好处,属是次本港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的根本原因,虽然港府已经宣布修订《逃犯条例》『寿终正寝』。」

虽然香港税率不高,但香港楼价和租金高企,令买不到楼的尤其年轻人难以分享经济成果,造成社会怨气。谢说,政府要重新检讨所谓的「低税率制度」,「『低税率制度』其实名不副实,甚至适得其反,因为一个典型的香港家庭须缴付颇高税率,是以支付高昂租金及楼价的方式来缴付。」

高楼价高租金变相是交重税

他认为,政府须进行的一个主要改革是打破地产霸权,因为本港太多财富集中於房地产,地产发展商直接或间接雇用的商业说客,不论在回归前或特区政府管治期间,均希望维持既得利益、拒绝改革。「我们提供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香港政府重新改写游戏规则,让地产市场以不同形式开放予更多参与者,达至增加竞争,令公众有更多的公营及私营房屋可以选择……在增加土地供应方面,政府已计划的大规模填海计划必须加快推行。香港相当部分土地是郊野公园,当中部分郊野公园可以用来兴建高质素的中产住宅,稍后再将填海所创造的土地用来重置郊野公园。」

谢清海又认为,政府也需要留意大湾区发展,「这国策涵盖包括香港在内的珠三角城市,大型的交通基建正在把区内城市连接,包括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连接香港、澳门及珠海,而内地容许澳门利用邻近的横琴岛来发展是可以参考的先例……为甚么内地政府不可以也同样把广东省某些土地租给香港发展呢?这些土地可以由香港来管理,发展成高质素的住宅屋苑,或者香港也可以把某些高等教育、医疗设施或货柜码头搬迁至新发展地区」。

除了增加土地供应,谢清海认为面对目前的困境,香港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不干预政策。「即使令某些旧有势力不开心,港府也要让本地人享有更好的训练、教育及工作机会,新加坡及澳门政府近年在这方面的成果便值得港府学习。」他认为,港府对於一些垄断现象要以更强硬手段应对,即使某些企业垄断市场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需要建立规模效益与全球同业竞争,惟这仅属少数,香港需要更多放宽监管及聚焦於消费者权益。

不干预政策过时 须聚焦民生福祉

「香港政府要聚焦於为香港人谋福祉,环顾全球,社会动荡和不公平现象增加的趋势,而很多政府正就此寻找解决方案。香港可以考虑其他社会有何成功经验值得借镜。香港具备进行改革所必须的财政资源,人均年收入达38,000美元,与法国水平相若,目前聚焦於如何令香港人开心属明智之举,而非继续默许选择昔日为增长而增长的经济模式!

「不要忘记香港拥有庞大的储备,最新彭博数据显示,香港金管局是美国国库债券的十大持有者之一,这代表着一代又一代香港人所积聚下来的储蓄,正由金管局管理。这些钱属於香港人,原意便是用来应付紧急情况,这正是今时今日香港的现状。简单来说,改革的代价是高昂的,我们乐意看到有一间忠实的银行(金管局)愿意处理这个暂时性的乱局。」

谢进一步指出,即使把港元与美元挂鈎的联系汇率也可以重新检讨,虽然最好不要作出任何仓卒的决定,因为联系汇率过去一直也有助稳定香港,「问题出在联系汇率要求香港的利率必须跟随美国的利率,等同香港向美国联储局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香港已被迫跟随联储局保持着非常低息的环境,这令香港产生房地产泡沫,也令贫富悬殊加剧……在适当的时候,非常小心的审视经济后,香港可以考虑将港元改为同时与美元及人民币挂鈎,美元及人民币比重各占50%。虽然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制,但还是比较适合香港的现状,因为本港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比与美国更密切。」

明报记者 陆振球、叶创成

133. 自我陶醉
2019-07-16 13:24
132楼 先系真心为香港长远利益出发嘅人,可惜你唔做特首,否则我一定帮你做义工助选。
134. To 自我陶醉
2019-07-16 19:49
如果你认为香港嘅深层次问题可以换一个特首就能解决到,我只能话你天真过阿娇。
135. 自我陶醉
2019-07-16 20:56
134楼

我嘅答案好简单,换个知自己应该做咩嘅人,总好过换个连自己要做咩都唔知嘅傀儡。如果个个香港人都好似你咁谂,咩都可以唔做,坐喺度等死吧!
136. To 自我陶醉
2019-07-16 22:03
如果你认为林郑系个连自己要做咩都唔知嘅傀儡,我只能话
137. To 自我陶醉
2019-07-16 22:04
你天真过阿娇。
138. 自我陶醉
2019-07-16 23:24
正傻仔,你除咗以为自己好醒,仲识啲咩?连自己个名都唔敢讲系咩原因? 理由好简单,唔识你嘅人俾你吓死,如果识你嘅就会俾你笑死罗! 你又真系有阿娇咁醒啊!哈哈哈!

我有话嗰个傀儡系边个咩? 知道就代表做得到咩? 唔好话冇人会知佢知唔知,如果知道要做咩仲衰,连讲出嚟都唔敢讲,仲可以有咩期望佢会做到? 就好似你咁连自己咩网名都唔敢讲,仲可以对你能力有咩期望呀?

人人都知道一个国家要打贪先有前途, 咁系咪知道就够? 真无知!  

不如你讲下点解有啲领袖会做得比其他领袖做得好呀!
139. To 自我陶醉
2019-07-16 23:34
谢清海几句抽水言论而已,咁就要献急唔切献忠心做义工。想笑死人咩?真系天真过阿娇。
140. SCMP
2019-07-18 12:34

Chinese officials scramble to deliver new Hong Kong strategy but military response not an option

18 July 2019
  • Sources say Hong Kong police critical to maintaining stability
  • Short and longer term plans to be submitted to Beijing ‘soon’

Beijing regards Hong Kong’s police force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Hong Kong. Photo: Sam Tsang

Mainland Chines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Hong Kong affairs are working on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solve the city’s political crisis that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top leadership for deliberation soon,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discussion, but resorting to military force is not on the table.

Officials are developing both an immediate strategy to handle the increasingly violent weeks-long protests in the city, as well as a long-term plan that may lead to an overhaul of Beijing’s approach to managing the restless former British colony.

As a measure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discussions, up for immediate consideration is a risk assessment of wheth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hould visit Macau for the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its re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later this year.

Sources say at this stage Beijing still believes the crisis is best left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handle and it should not get directly involved. The principles of avoiding bloodshed and keeping the city “largely stable” remain unchanged.

Despite speculation to the contrary, they are firm about not considering the us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an option. Sources say Beijing regards Hong Kong’s embattled police force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While the restraint on the use of force by police has prevented tensions from escalating, it has also had an impact on officers’ morale. The key now, they say, is to strike a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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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unprecedented protests broke out early last month in Hong Kong against the ill-fated extradition bill, Beijing has been dispatching a “record number of people” to the city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been taken aback by the scale and intensity of the protests, and is upset that its 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channels in Hong Kong failed to accurately gauge the public mood, the sources said.

“Obviously the system has not been working well. Voices that really reflect the mood of the public were not getting heard,” said a government-affiliated adviser who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The central leadership wasn’t alerted until the situation went out of control … There will surely be a revamp and overhaul of the system after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s top unit on Hong Kong affairs – the Central Coordination Group for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led by Vice-Premier Han Zheng – has been collecting and consolidating reports and proposals from its frontline officers and now must formulate some options for discussion by the leadership.

“The [coordination] group has been meeting to consolidate recent reports, and trying to come up with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tackle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 Chinese official with knowledge of the meeting said. “The top leadership has been keeping an eye on Hong Kong.”

The immediate priority was to develop a strategy to keep Hong Kong stable and prevent the unrest from spreading or affecting other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ies and agendas. Beijing would only make major adjustments to its longer-term Hong Kong strategy once the situation had stabilised, the official said.

Another adviser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said the approach right now was to “lure the snake from its hole” – meaning to taking a defensive position and wait for the opposition to fully expose its intention and strategy.

This seems to indicate that Beijing is convinced the unrest in Hong Kong is not an isolated local incident and that foreign agents are at work with an aim to destabilise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The key response to prevent further escalation is to avoid bloodshed while 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A source who has helped prepare reports and proposals for Beijing said removing Hong Kong’s embattled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would only create confusion, undermine the local government’s authority and split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Without a clear candidate to replace Lam, removing her would only lead to infighting among the pro-Beijing groups and distract their focus and energy, the source said.

In the long run, sources sai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eded to reflect on its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and make improvements. In Beijing’s view, more frequent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ng Kong’s leader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re needed and the once-a-year “duty visit” by the chief executive was no longer adequate, they said.

Sources added that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was seen as critical to the mission to restore peace and stability to the city. They were “the last line of defence” that must be supported “at all costs”.

Another official, involved in a government policy think tank, sai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to rely on the local police rather than the PLA garrison in Hong Kong to quell the unrest – even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resembling France’s “yellow vests” protests.

China is about to enter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season. The top leadership, together with retired senior party elders, are expected to gather at their Beidaihe summer conclave around the end of this month where they will discuss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olicy directions.

With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lso approaching, and an ongoing costly trade war with the U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needs to forge a consensus among themselves and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s. The Hong Kong issue is likely to feature in their discussions, a government scholar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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