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等國家相繼（在口頭上）向香港人伸出橄欖枝，聲稱「考慮」放寬接收來自香港的移民。有人擔心，這會否加劇移民潮，令本地人才和資金進一步外流？從歷史和心理角度看，其客觀效果很可能恰恰相反，有助紓緩移民潮。事關很多人（特別是中產階層）在覺得「有後路」之後，反而不會太着急離開，尤其是借鑑了九十年代移民教訓，寧可「睇定啲」，待必要時才收拾細軟動身也未遲。

疫情稍斂，周末接連跟不同的朋友「八人飯敍」，席間話題離不開「走資」和「走佬」。有趣的是，這些話題也很有「階級性」。就像坐擁一千幾百億元身家的有錢人，資產早已遍布世界各地，身上有幾本外國護照（即使沒有也不打緊，有錢就有辦法，哪裏都會歡迎）。可以說，這種階層是真正的國際公民（王健林等國內企業家則作別論，身不由己），所謂「走資」和「走佬」對他們俱屬於假議題，一切只關乎asset allocation而已。

中產有後路 即暫緩走佬

至於一些九十後、零零後年輕人，對這些話題也沒什麼顧慮。一來他們的本土意識很強，真正視香港為家，覺得沒理由把「我城」拱手讓予他人，決心「身土不二」留守到底。二來他們大多孑然一身，尚未成家立室，隨時可孭起背包去working holiday或者流浪，見一步行一步，天大地大，何愁沒容身之處。因此，「移民」目前並非他們腦海中思考的問題。

相對來說，現時對「走資」和「走佬」最忐忑、焦慮的，其實是夾在中間的中產、中年階層。一方面，他們打拚十幾廿年，事業小有成就，積累了一點資產和身份地位，卻又未談得上global allocation。例如若想在倫敦建立新天地，就意味需要變賣香港的資產、放棄香港的事業，以中年之身從頭開始，要作一定的犧牲，風險和代價都不小。

另方面，這些中產人士普遍上有高堂，下有妻小，滿身家累，基本上無法輕鬆瀟灑離開；可是正因有小孩，往往深感需要對下一代負責，於是不斷瞻前顧後，無法簡單抉擇，難怪有些中產朋友們一陣子沒見面，變得頗為憔悴，猶如「楊過」一夜之間兩鬢斑白。

不過談到英、美政府相繼「開口」向香港人伸出「救援」橄欖枝，包括英國研究給予BNO持有人居英權（連同家屬，涉及多達300萬香港人），以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聲稱「考慮歡迎香港人」，這些中產朋友們就由愁容略轉寬容。被問到一旦「BNO居英權」落實，會否立刻舉家搬去英國住，他們幾乎一致表示不會，事關當知道「有後路」隨時可以走，便不急於一時；甚至乎他們把手上正在籌備的移民事項以及每星期參加的移民講座，皆暫時停止推進，煩憂頓減。

況且，中產現在若要辦投資移民或專業移民，只有all or nothing，要走就立刻變賣田產、放棄事業，舉家遠遷，並無「隨時可走但暫時不走」此一既「保留upside」又「封鎖downside」之着數選項。

講到底，移民是一件大事，關乎「留下」抑或「離去」，宏觀地涉及對國家、香港以至全世界前景的判斷。而這些宏大議題，恐怕中美領導人習近平和特朗普也難言100%掌握，我們平民百姓更談何準確預算。換言之，移民是在資訊非常不足下，牽涉龐大注碼，須於有限時間內抉擇的一個賭局，試問怎不教人愁白頭髮？

九七「逃亡」 錯失經濟快車

最弔詭的是，有時候即便準確預判到宏觀政治形勢，並不等於可得到較佳生活（至少就物質而言）。最經典例子是九七回歸前移民的香港人，他們之選擇離開，或因「害怕共產黨」，擔心香港在轉換國旗後受中國內地影響愈來愈多，「河水干犯井水」，自由日益收緊。觀乎香港回歸23年以來事態發展，他們不可說是「錯判」，但諷刺的是這23年香港的經濟、就業市道、資產價格走勢大致上非常強勁，在國際上堪稱出類拔萃。

更直接來講，當年毅然移居英美澳加的香港人，在政治上「老師又中」，在經濟上錯失了香港一大段高速增長期，兼且身在異鄉不易獲得理想事業發展，以致「大幅跑輸」留在香港的同輩朋友，部分人多年來甚感懊惱。關於移民抉擇之不容易，於此可見一斑。當然，各人着眼點不一樣，例如有些人喜歡加拿大的潔淨空氣、悠閒節奏、完善福利、自由氣氛，不用很多錢也能夠開心生活。

犧牲現有事業利鈍難料

無論如何，人們對「移民」的需求往往是基於前景不明朗，想覓一條後路，買一份保險。對中產來說，這份保險代價高昂，須犧牲在港現有的事業和生活，利鈍難以逆料。在此情況下，「BNO居英權」倘成真，便等於提供「免費保險」，隨時可行使此番權利，反會減輕很多人的移民迫切性，特別是借鑑了九十年代移民教訓。因此，英美等國若真的向香港人大開中門，中港政府固然要批評他們「無權干涉香港內政」，但從穩定香港社會角度出發，則未嘗不是「壞事變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