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甚么账都算到梁振英头上
这起自1967年暴动以来最严重的骚乱，说它是严重民怨的反映，相信没多少人会反对，但以此来为暴乱分子目无法纪的行为开脱，相信绝大部份市民会强烈不以为然，指控「源头是梁振英政府累积民怨」、「梁振英政府应负上第一及最终责任」、「梁振英撕裂社会导致事件发生」及「事件演变至此症结在梁振英跋扈态度以至社会撕裂」，就更是异常错误！
严重民怨其实是中国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任时常说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产物，这些「深层次矛盾」存在已久，回归以来就牢牢根深地存在，甚至可追溯至港英时代，梁振英政府只是秉承了这个遗传。要责怪，就不能甚么账都算到梁振英头上，应该一并怪罪港英政府、董建华及曾荫权。更何况，在改善弱势社群的民生上，特别是解决居住问题，梁振英在增加土地房屋的供应及遏抑投机性需求上的贡献，远胜他的前两任（董建华及曾荫权）。论民怨，他应该少於前两任才合理，泛民及他们的支持者对梁特别憎恨，不外因为他对泛民特别强硬，对北京特别忠心。
暴乱有部署周密的预谋
以声援新春摆卖小贩为由抗衡食环署人员的「本土民主前线」，可能是引发暴乱的始作俑者，而它的成员在暴乱中亦扮演了要角。它的召集人黄台仰事后否认暴乱是有预谋的，事态发展完全是意料之外。
黄的说法，你相信吗？我就完全不相信。暴乱不但是有预谋，而且是经过部署周密的预谋！表面证据有四：第一，警方在现场发现有人利用车辆运载物资予暴徒使用，这些车辆和物资如非早作安排，怎可源源不断支援暴徒在前线作武器攻击警员？第二，暴徒除了使用尖木、竹棍、破裂玻璃樽及铁通等攻击性武器，还用路砖、石头、卡板和垃圾桶袭击警员，四处放火；第三，懂得就地取材挖取大批大批的重型攻击武器路砖及带备挖砖工具，用大胶桶一桶桶地运到前线，非事先构想好使用方案（包括现场视察和研究），不可能这般顺畅地运作；第四，暴徒还带备自制盾牌、眼罩及内穿防攻厚衣，此外许多人均戴口罩及穿连帽上衣遮脸，令路旁的天眼亦无法拍到他们的清晰脸孔，看来早已预备打一场硬仗。
遏止暴乱，需多方配合
对这起大骚乱，《星岛日报》2月10日的评论说：
『藉维护小贩利益为名，制造骚乱为实。激进本土派组织的这类行为，与早前占领旺角，到「鸠呜」扰店、反水货客扰民，全都一脉相承，连近期香港大学发生暴力事件都有这类人参与。
这些组织最初以普选等政治议题鼓励「勇武」抗争，当这个议题缺乏号召力，就利用其他议题挑起骚乱。法庭对被起诉的激进分子量刑往往心慈手软，令他们觉得代价不大，遂有恃无恐，把行动不断升级。初一旺角暴乱，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占领运动之后一股逐渐强大的极端激进势力，利用社会任何可供挑动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达到其「愈乱愈好」的目标。
沿着这个趋势发展，旺角暴乱之后，他们日后仍会伺机挑动乱局，若不加以强力遏止，香港只会愈来愈乱，百多年来市民胼手胝足建设起来的社会环境和核心价值遭大肆破坏。政府靠警方打击捣乱分子之余，还需要多方面配合阻吓，并且针对滋生这些暴乱分子的背景做好预防工作。』
上述社评带出几个值得注意的论点：由占领旺角、「鸠呜」扰店、反水货客扰民，到香港大学发生暴力事件，法庭对被起诉的激进分子量刑往往心慈手软，令激进犯法分子轻易脱罪或判刑过轻，令他们觉得代价不大，遂有恃无恐一再犯法；面对这个骚乱不断升级的发展趋势，有关当局若不强力遏止，香港将再无宁日。但单靠警方打击捣乱分子还嫌力量不足，需要多方面配合。
甚么「多方面配合」？最低限度要法庭配合，一切心慈手软的法官请他们靠边站（否则，「警员拉人，法官放人」的结局会不断出现），让公正、严明及硬朗的法官来主审，对一切违法作乱的坏份子，课以适当甚至稍为过份的严刑，让他们付上阻吓性代价；目前对惩处暴乱的法例，可能过宽，及存有漏洞，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政府实宜检视有关法例，作适当修改及增补，堵塞漏洞。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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