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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言

国内有特殊背景的有识之士怎样看香港的地产金融集团(7)

 

王文彦

怡居地产常务董事及
中原地产创办人
2019年11月30日
与地产金融集团决战在即

《特区政府与势力集团决战在即》继续说:

『地产金融集团此时祭出了他们惯用的手段——抗议示威。梁振英就职仅半年之后的2013年元旦,便有大量市民组织游行要求其下台。组织者宣称有13万人,第三方估计为3万至3.3万人。但是此时梁携竞选大胜之势,并未被扳倒。

眼见一计不成,地产集团又生一计。2013年年初,发起人戴耀廷开始策划“占中”运动,并於2014年实行。主办方声称整场运动参与人数约120万人,占全香港人口的1/6。该运动严重冲击了港府的威信与梁振英的声望。

梁振英最终也没能战胜地产商,2016年宣布因家庭原因放弃争取连任。

香港地产大佬们此时再次确认,这一招可以有效打击政治对手,甚至迫其下台。

而且此时开始,媒体的倾向性愈发明显,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政府。其中原因,除了部分媒体的后台老板就是地产金融集团,还因为媒体要生存就得靠广告,而在香港能够有钱投放广告的人,多数属於地产金融集团阵营。因为他们不仅控制地产,也控制了香港的自来水、电厂、超市零售业、码头等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哪家公司投钱做广告,背后的资金来源无非就是这些大家族们。作为媒体,自然不敢针对他们,还要主动迎合才行。

2017年,林郑月娥上台后在楼市政策方面继承了董、梁的方针。她在施政报告里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住的问题亦影响了家庭结构,扭曲了价值观: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甚至要住在工厂大厦内的隔断房。

因此林郑月娥大力推行改革,将政府资助房屋(俗称“居屋”)的定价与市场价格脱钩,并以申请人实际承担能力定价,变相将居屋的定价由目前评估市值的70%降低至52% 

林郑月娥还继承了梁振英的填海造地方针。2018年,她提出《明日大屿愿景》,其中填海计划预计建立规模达1700公顷人工岛,兴建2640万套住宅,7成为公营房屋,可供70110万人居住。

面对林郑月娥的正面出击,地产金融集团故技重施。2019年出现了大规模骚乱,这次他们给出的表面原因是“反修例”。不过这明显跟普通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却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甚至演化成了暴力。背后是谁在主使,答案不言自明。 

香港已经处在一种相当深度的分裂状态,这一次是两派力量真正的大决战。港府和背后的中央已退无可退,必须控制住局面。 

我认为有一种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战胜地产金融集团,具体分为三方面。 

首先,要让香港普通人认识到香港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谁是让香港老百姓生活很压抑的罪魁祸首?大家愤怒应该倾泻的方向是谁? 

其次,要使地产和金融大佬之间产生分化。高地价虽然可以让银行这帮人获取高额利润,但他们也非常担心如果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可能使贷款出现烂账。双方既相互依赖,同时又相互警惕。而且这些大佬们在内地多有投资,如果要顾及这些利益,就不能和港府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对著干。 

再次,要扶持起香港的科技创新势力,与地产和金融势力集团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比如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整合机会,用香港各大学的研究力量、大陆的资金、土地优势,对接具体的项目,培养100个左右科技创新企业,让他们有实力来平衡地产与金融势力。 

总结一下,现在已经到了香港两派力量大决战的时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果林郑月娥这次也被迫下台,那麽就不再有人敢挑战地产金融集团的利益,香港将走向一条不归路,房价会越来越高,底层民众的愤怒将无以覆加,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稳定都无法维持,那时候香港就彻底乱了。』 

作者的三个提议基本上成立,中央和特区政府若从善如流,香港的天下第一高楼价将无可避免大幅下降,最终弱势社群有机会有能力自置居所,年轻一代有机会有能力上楼、上位及上流,社会深层次矛盾纵使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大幅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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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Wong 2019-11-30 11:26:29
无人敢答嘴.
2. 区选之后,香港的暴力活动为何暂时趋缓? 2019-11-30 21:07:57

上周日的区议会选举,以反对派大胜,夺得八成以上的议席告终。近日内地有些媒体将香港的区议员类比为内地的“街道办主任”,这其实还拔高了。香港的区议员从制度设计上看是为了专门服务某个小选区,所以采用单议席单票制,保证责任清晰。但这样也就容易造成“赢家通吃”的一边倒现象,只不过上两届建制派是赢家,本届换了反对派。这次区选,每个小选区平均的登记合资格选民不过9000人左右,对应全体居民大约15000人。如果要和内地的公共职务类比,只相当於“居委会主任”,比“街道办主任”更低一级。由於区议员权力小事务繁,过去反对派往往不太重视,这次为了全面夺权才拼命动员,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即使假设投票和点票过程基本公平公正,从得票比例来说,反对派自己也没能突破“四六定律”,只有58%;而建制派依然有40%多一点(约2%是所谓独立人士得票)。得票比例和最近一次大规模选举,2016年立法会选举差不多(当时约58:42),但当时投票率只有55%,选民380万人,而本次投票率达70%,选民420万。这其实已打破了所谓投票率越高,一定越利於反对派的神话。所以连反对派的民主党主席胡志伟都公开说建制派得那么多票不容易,亦即暗示反对派对自己的得票率也不很满意,建制派还有什么理由灰心丧气呢??

 

更不要忘记这是在香港几乎九成以上的媒体偏黄,而且5个多月不断造谣煽动抹黑攻击警队、政府和建制派,美化暴徒,合理化暴力的情形下取得的;更不要忘记这是香港仍然笼罩著一片压抑的黑色恐怖下的不正常投票。仅此就必须对这些勇敢走出来投票支持建制,支持止暴制乱的选民由衷地感谢和敬意,更不能看到暂时失利就又动摇退缩甚至妥协投降,背叛自己最忠诚的支持者,否则只能被支持者不齿和抛弃,更为敌人所鄙视,最后一定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很显然,一个反中仇中的人,不管是否支持暴力,要么投反对派的票,要么不投票,而绝不会去投建制派的票。这些建制的支持者至少真心承认中国是自己的祖国的,这在现今的香港已经很不容易了。

 

本次动乱和选举说明,建制派、特区政府和北京最需要检讨的是媒体和宣传。香港的偏蓝甚至偏红媒体仅从数量来说并不少,但以影响力计比偏黄乃至黑暴媒体差了至少一个数量级,尤其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新型网络媒体几乎全线沦陷。这些蓝/红媒体长年浑浑噩噩,无所作为,吸引不到更打动不了大多数普通市民。以凤凰卫视为例,这个电视台在1997前后筹建和在香港注册成立,目的不言自明。它的运作方式可称之为“伪商业操作”,因为它最大最稳定的收入是出售转播权,即以表面上商业的形式由各省市电视台支付落地费,实际是怎么回事,大概也不必多说。然而,这个号称“香港”的电视台,二十多年来对香港本地社会的影响力几乎为0,大概只有部分新移民和内地驻港机构人员会看。因为它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而非粤语,主要节目形式也不是一般香港人所喜欢的那种通俗化,市民化的形式。这个凤凰卫视最大的作用是花国家的钱养了一批内部和外部的既得利益者,例如许多十几二十年不变的栏目主持人和嘉宾。

 

如果香港的偏黄媒体和蓝/红媒体影响力之比不是9:1,而是5:5,很可能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就会反过来,变成建制大胜。甚至哪怕只有7:3的比例,建制派的得票和席位也将和反对派势均力敌,不落下风。然而即使不论前期竞选过程中黑暴势力对建制派候选人和选民的种种威胁和骚扰甚至破坏袭击,仅就当天投票和计票过程而言,也有很多非常明显的操纵作弊的地方,使得这次选举的公平公正性非常可疑。网上已有文章列出了不下十几种干扰阻挠建制派选民和给反对派种票造票的手法,下面只著重分析我认为可能最严重的一种:

 

香港选举的一般投票过程是:该区已登记在册的选民,在选举当日到投票站,接受票站人员检查身份证后,自行在选民登记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划去,然后就能领票,在密室用指定印章盖上选择的候选人,然后完成投票。在这个过程中,检查身份证的只有一人,在登记册找自己名字划去时也无人监督,显然,这里存在非常大的漏洞和可操控空间。

 

譬如,某甲并非该区选民,但他却和检查身份证的某乙事先串通,到时假装验过身份证和划了名字就可以领票投票。如果某乙事先和很多人约定暗号,那么十五个小时的投票时间,放几百个不是该区,或者是该区但没有登记的人进来造票不是什么难事。一个选区平均只有9000选民,七成的投票率即共约6000张票。几百张造票足以在那些原本势均力敌的选区造成决定性优势。在以前的选举中,反对派造票的意愿并不太强,更关键是,反对派的支持者还未能严密组织起来。然而经过近半年的暴乱,黑衣暴徒与所谓“和理非”和黄媒记者,医护,社工等密切配合,分组活动,组织性极大的提高,要搞这种造票已非常容易。

 

所以选举当日就有报导,一些票站外冒出许多排队的年轻人,但警察一到就轰然四散。现在看来,这些人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企图阻碍年长的选民投票,而是干脆直接造票。因为他们不是本区居民,怕警察查出身份,所以走避不及。还有更多的报导指,有些选民到场才发现自己的名字已被划去,或者有些票站人员说帮选民划去名字又没有划,更离谱的还传言说个别票站的票比登记的选民还多。种种迹象都说明此次选举造票的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

 

相对而言,开票和计票过程中的作弊现象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香港选举的计票是可以有各候选人的代表在现场监票的,大规模作弊有风险有压力。然而即使这样,民建联也有几个候选人在计票现场提出重新点票,结果都实现了翻转,可见问题有多严重。

 

所以本次选举根本就是组织严密手段毒辣的反对派吊打各自为战束手束脚的建制派,就像这几个月香港街头经常见到的黑衣暴徒群殴孤立市民,结果当然一边倒。就算反对派每种操纵和作弊手法的直接效果不是特别大,但十几种叠加起来,足以明显改变格局。估计如果是完全公平公正的投票和计票,反对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例应在55:45左右,建制派增加四五十个议席(反对派议席相应减少四五十个),达到100个以上,虽然还是输,但至少不算一边倒。更为严重的是,反对派这次尝到甜头,却没有什么惩罚,今后它一定会更放肆操纵,大胆作弊,建制派以后任何选举都不可能赢了。

 

一个比较诡异的现象:区选结束后这几天,除了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们的一些庆祝集会,全港并无发生大规模暴力活动,甚至零散的暴力现象也几乎没有报导,和最近几个月的情形天壤之别。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反对派和暴徒们忽然良心发现,大发慈悲了??

 

当然不是!!已经暴力成瘾又未曾受过严厉制裁的暴徒们怎会轻易停手??反对派全面夺权的目标尚未完成,怎会善罢甘休??暴力活动之所以暂时趋缓,有次要和重要的不同原因。次要的原因例如:理大之战暴徒士气大受打击,需要暂时调整休息,更有1000多人被捕或被登记身份,需要安抚和改变对策;有些暴徒需要“论功行赏”;幕后“军师”需要设计新行动方案,等等。但最重要的原因应是以下三个:

 

其一,反对派要不断灌输并让普通市民相信“暴力泛滥是因为政府漠视民意,不回应五大诉求”的歪理。如果反对派区选大胜,而严重暴力活动依然不停发生,市民很容易会将暴力和反对派得势联系起来,这对欺骗市民,骑劫民意全面夺权自然十分不利,所以必须暂停一段时间,营造反对派得势,天下多么太平,生活多么美好的假像。

 

其二,反对派要保住区选胜利果实。如果这时让暴徒们继续作恶,在一片“胜利”的狂欢下,暴徒们难免不受控制,做出某些可能超越红线的事情,引来国家武装力量的干预,这样他们的夺权计画就会功亏一篑。

 

其三,反对派和暴徒们在严重扰乱市民生活数月后让他们能喘息一小段日子,然后再以政府“漠视民意,不回应五大诉求”为由再次发动和升级暴力示威,并在黄媒铺天盖地的宣传配合下将责任全部推给政府和警队,此时刚刚享有一小段安稳日子的市民很容易就会受他们煽动,跟著埋怨政府和警队,直至参加反政府反警队的活动,壮大反对派和暴徒的声势。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又一充分运用。

 

由此可见,香港这场动乱和暴乱根本不是什么“无大台”的“自发抗争”,而是非常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港版“颜色革命”,其幕后军师和策划者不仅阴险毒辣,富有经验,而且可以全面掌控并指挥大大小小的反对派和暴徒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何时做何时不做,收放自如。除了美国的CIA特工和NED等所谓非政府组织,谁能有这样的经验和号召力??

 

相对地,特区政府管治班子不仅严重缺乏经验和魄力,而且总在明处,即使是闭门的讨论和决策几乎都逃不过对手的刺探和内鬼的泄密,怎能不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失控??

 

估计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最多能喘息到年底。待明年11日新的区议员正式上任,新的区议会正式开始运作后,暴乱将以更猛烈十倍的规模爆发。因为届时不仅前有暴徒后有“和理非”,还有体制内的大规模对抗。反对派区议员将以政府对区议会和议员10亿元以上的拨款资助暴徒,支持暴乱;反对派操控的全港区议会将以十八区联名的形式不断谴责政府,谴责警队,让政府和警队处於更加难堪和难办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以林郑班子一贯的软弱作风和怕死心态,加上美国涉港法案的制裁威胁,很可能直接向反对派跪地求饶,全部答应投降条款,即所谓“五大诉求”。而警队看到止暴无望,也很可能为求自保而宣布“中立”,甚至掉头参加反政府。这时,反对派一定正式组建“临时政府”,他们等了20多年,早已迫不及待,只要有机会夺权,就不会等到9月份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了。反对派成功夺权之后,一定是对不愿投降和屈服的人穷追猛打,赶尽杀绝,套用种种罪名加以陷害。

 

香港的暴乱之所以持续近半年不能平息,还越演越烈,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机构的纵容和掩护,以至和特区政府甚至北京公开对抗。香港警察虽然很克制,但也够努力了,迄今为止抓捕了5000多人。这其中哪怕只有50人被判1年以上的刑期,暴徒们也会收敛很多。然而至今判刑的纪录居然为0,只有几个不痛不痒的社会服务令。

 

在暴乱刚起之初,北京对香港的法院还是有些期待。因为香港法院虽然对“占中”一类大体和平的抗议活动抱有明显的同情,但对“旺角暴动”的判罚不算手软,至少有几个人判了几年不等(最高6年)的刑期。北京以为香港法院在对待暴力问题上态度还算鲜明。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本次暴乱香港绝大多数法官显然采取了默许甚至暗中鼓励的态度,部分还可能深度参与了颜色革命的谋划。香港法院就是不断拖延,等到反对派越来越得势,可以威迫政府撤掉大部分对暴徒的起诉,他们就不用难做。现在这个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在香港,权力最大的其实是法院和法官,他们可以判政府政策和官员违法,判立法会的法例和议员资格无效,自身却几乎无人能够监督制约,甚至外界稍微的质疑和批评都可能面临“藐视法庭”的控罪。香港法院在本次暴乱中的取态,除了有组织密谋(部分人)和集体默契(其他人)配合推翻特区政府外,没有任何说得通的解释。

 

所以目前香港已经只剩下两种可能:要么出动武装力量,由中央宣布(特区政府和林郑班子一定不会自己宣布,不会愿意承担责任,更怕被美国和西方制裁)实行紧急状态,彻底改造香港的各项制度,清除殖民遗毒后再实行新的一国两制;要么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颜色革命一步步成功,最后很可能连名义的“一国”也保不住;即使保得住,也是丢尽脸面,而且香港内部的爱国人士会受到严重打击和迫害,爱国群众也是灰心失望,以至绝望恐惧。

 

何时和怎样出动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只能让国家和历史回答。但在此之前,建制派,港府和国家并非无事可做。对建制派而言,首先就是要稳定军心和支持者基本盘。建制派必须发表联合声明,展现永不放弃,战斗到底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面貌,振奋自己和支持者的精神。同时,建制派和港府必须紧紧抓住选举过程中的各种作弊行为严密调查,如有充分证据应推翻结果重选,并对作弊者提出刑事检控。这样即使能翻盘的席位不多,也能对反对派形成震慑,打击反对派的气焰,并教育中间部分市民,促使他们反思。建制派同时要明白,国家要下决心出动武装力量和强力干预也并非易事,而林郑班子肯定不会主动这样做,只能由建制派自己组团上京向中央极力陈情,请求中央出手。

 

特朗普正式签署干涉香港的法案后,对特区政府不少高官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威胁。日前香港政府第二号人物,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记者提问再有人破坏红勘海底隧道该怎么办时,居然回答“无办法”,“做不了任何事”,“只能和市民一起最强烈地谴责”,连表示将暴徒绳之于法也不敢。象这样无能退缩的官僚就必须立即撤换,绝不能任由恐美心理和躲避意识在特区官员和公务员中蔓延。但是,林郑班子自己是不会撤的,只有中央动手。另外,本次暴乱也让建制派中一些“二五仔”和两面派充分暴露,典型如田北辰和曾钰成。尤其曾钰成,6月以来多次发言都是怪话连篇,实质是急反对派所急,想反对派所想。理大暴徒被包围后还主动和倾向反对派的张达明去探望,表情比张达明还要忧虑焦急。中央应该果断撤销田、曾二人的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职务,以儆效尤。

 

如能做好以上几点,香港的决战或许可以推迟到明年下半年展开,为国家赢得足够的准备时间,从而保证不仅打赢还必须打好这场必来之战。

3. 西方社会和政治的真相 2019-12-15 22:32:49

西方的官方的政治学说的核心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的核心是要限制国家,而限制国家的前提是强化市民社会以与国家并立,於此同时,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这就是西方的所谓自由体制。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

 

那么, 市民社会是每个人组成的社会吗?不是。另外,也切不可用看待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眼光,把它看作自发的,松散的,无界限的。相反,市民社会是一个狭小封闭的圈子,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其实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有形之手操控的社会,是一个自觉建构的隐形的准国家,居於幕后。这个隐形国家用各种基金会,协会和新闻媒体构成一张无形之网,柔性的伸出自己的触角操控日常生活。而前台的正式国家不过是这个幕后国家的工具,是维持市民社会秩序,防范颠覆的暴力工具,各有分工。因此所谓市民社会/国家的分立,不过是二元国家的粉饰。前台正式国家的弱化,权力的分散,不过是防范前台政治代理人的反客为主,从而确保后台资产阶级隐形国家权力的集中和不可侵犯。正如中国的传统皇朝,相权的分散,不过意味著后面君权的高度集中。因此市民社会就不是民主自由的象徵,而是资产阶级专制(专政)的体现。市民社会越自由,越不受限制,就意味这个隐形国家越专横,资产阶级的特权越大,越不受侵犯。

 

西方的新闻媒介是隐形国家的政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也正是市民社会这个隐形国家对人民思想控制权的不受侵犯。所以才有这样的怪事,西方的“媒体自由”的表现:记者打著采访的名义,可又居高临下,不让受访者把不合记者心意的话说完,以完整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对“采访”这个词的讽刺吗?以及对於不合心意的受访观点,随意裁剪扭曲。这些与其说是自由的体现,不如说是进行思想控制的专制体现。

 

如果说,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导致腐败,要受制约,那么掌握新闻媒体的不是人吗,不具有人的弱点吗?何以新闻媒体就具有无限权威,哪怕颠倒黑白,都可以不受质疑和制约?

 

二元国家从来是基督教日尔曼西方的传统。今天的市民社会/国家是对历史上教会/国家的延续。教会在西方历史上就不仅履行思想控制,还履行准国家的职能,具有收税,司法裁判和管理人民日常生活的职能,市民社会正是对教会政治体制传统的继承,媒体人正是教士的变种。非西方国家缺乏二元国家体制的传统,往往认识不到市民社会的实质。这也是非西方国家同样模仿西方的弱国家,却不能如西方保证社会稳定的原因所在。市民社会作为隐性国家保持著权力的集中性和统一性,它直接掌握著财政权和舆论权,它用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的方式,使军队和司法不受前台代理人控制,从而间接操控军队和司法,规定著使用军队和司法的政治原则。顺带说一句,司法独立实为市民社会司法专政的表现,它把自己的基本政治原则的司法化,从而带上中立化的色彩。因此,前台的正式国家虽然是弱国家,但幕后自有市民社会这个隐性国家,有力地规范社会秩序,引导它的政治大方向,从而整个社会不致失序。非西方国家模仿了前台的弱国家,却缺失了这个隐形国家的强有力存在,缺失了双保险,可谓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可以说,西方体制的本质,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其表,马基雅维利主义其里。

 

今天,西方对於非西方国家的操控,由老的,公开的殖民政府的前台国家的操控,变为以市民社会的方式,构筑国中之国,架空前台正式政府,并淩驾於它之上,实行隐形控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这也是香港问题的实质,一个正式的港府和一个植入的木马政府的对抗。

4. King 2019-12-24 23:53:50
年轻人只想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人从来没有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