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w新闻台】大专学界发起不合作运动包围政府总部，一批示威者转到湾仔占据税务大楼大堂。

约100名示威者坐在税务大楼大堂高叫口号，大堂的便利店收起货架关门。

由於是午饭时间，不少市民要跨过示威者离开大楼，有市民想进入大楼但被示威者阻挠。有示威者封闭停车场后门，职员无法出入。

据了解，部分在税务大楼及入境大楼工作的职员，三时前已接获通知提早下班。

税务局中央询问处落闸并贴通告指由於情况紧张，部分服务暂停。

税务大楼外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包围大楼，有市民不适，在示威者协助下离开。

有在税务工作的职员指，支持示威者行动，促请政府尽快回应诉求。

1989年，港英政府成立中央政策组（中策组），修读经济学出身、曾任职传媒界的顾汝德随即被招揽为首席顾问。顾汝德早於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来港从事学术研究，回归后，他继续自己的「老本行」，研究香港的官商关系、贫富悬殊等深层结构问题。在《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里，其中一章探讨香港莘莘学子「被市场鱼肉」，配图为2014年年轻人占领中环街道的相片。他始料未及的是，不消五年，香港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上月接连两个周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计市民上街游行，示威者占领街道、冲击立法会，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再次成为社会抗争的主角。

谈修例：年轻人看不见未来

顾汝德接受《香港01》电邮访问时说，年轻人愤怒的声音，不只是为自身利益而鸣。「香港人参与抗议活动，通常不关乎个人利益，而是关於原则、香港价值」—无论是2003年的七一游行、2014年的「雨伞运动」，还是这次的反修例抗议—但他不忘提醒，激起青年怒火的，还有他们对政府及社会积累的不满。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控诉，因为政府使他们对未来的幻想破灭。」顾汝德解释，早於1989年，港英政府为大学收生学额设立15,000个的上限，可是过去二十多年间，特区政府并没有因应高中毕业生人数上升而调整大学学额，反而将因资助学额不足而未能入读大学的毕业生，推向副学士或自资学位等高等教育课程。这群学生不但要自行承担一笔高昂学费，毕业后的薪酬水平更与无同等学历的人相差无几，「即使特区政府为他们提供补助，但这些课程的质素，以及就业出路依然不理想。」

顾汝德又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自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年轻人获得大学学位的机会相差不远，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引用2011年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指出几乎一半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年轻人能升上大学，而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升读大学的人数增加得很少。这是现今社会「成功靠父干」风气的写照：年轻人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家庭收入，这又如何令他们相信学有所成是事有所成之本？又如何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带来更好的生活？

顾汝德直言：「这些情况，令新一代对政府萌生恨意。」

林郑月娥上任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强调，未来五年会致力做好与青年「三业三政」相关的工作，并特意成立青年发展委员会。可是，摆在年轻人眼前的现实似乎是生活与发展空间不断收窄，面对房屋、就业、欠缺上流机会等困境，政府所谓的青年政策皆显得如同鸡肋，对他们的人生规划难有实际帮助。这令人不得不质疑，究竟政府有没有重视、正视，或者了解青年的诉求。

政府理应积极聆听民意及回应市民的诉求。回顾这次修例风波，顾汝德形容，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产与上流阶级亦参与抗议活动，他们的诉求清晰明确，而备受社会尊崇的法律界人士，早於民怨未爆发之时已就修例发声，提出疑虑，可是林郑及其管治团队不予理会，「似乎觉得律师并没有那么重要」。

当权者的傲慢，无疑是点燃市民怒火的催化剂。顾汝德过去曾分析，林郑月娥不是政治家，没有特别的领导才能，甚至在制定政策时渗有个人观点，「自以为这些观点能够代表社会上的人」。经过近期的风波，他又如何评价林郑的管治方式？

「香港是一个现代、开放、复杂和繁荣的社会，政府不符合社会期望的标准。从政府的演辞及报告中可见，似乎政府官员要么不了解香港人的质素，要么不尊重他们。」顾汝德不讳言，「林郑执政两年间，未能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加上整个管治班子无法获取市民信任，成为她管治中的最大弱点。」

从竞选特首开始，林郑一再声称要「与市民同行」，可是两年过去，市民突如其来的强力反弹，却暴露她不知民怨、不懂民情，与市民渐走渐远。如今民间呼喊「林郑下台」的声音不绝，反映其施政即使曾带来「相对平静」的社会气氛，却未能真正凝聚民心。自诩「好打得」的她近日被问及会否下台时强调：「希望能继续为香港社会服务」。她同时坦言自己未来三年的管治工作将「非常困难」，困难在於市民的「信心」及「能量」问题。

重拾市民对政府的信心，确实是林郑月娥不能回避的首要课题，但是要如何改变已深入民心的负面形象？顾汝德建议林郑月娥筹组一个顾问团队，正视过去的决策错误，并任命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出任问责局长，透过大规模改革，为社会带来改变。他提醒，林郑需要真正的谦卑，才可以令团队敢於谏言。

以上建议或多或少令人联想到中央政策组—这个由成立至回归前的八年间一直由顾汝德掌管的智囊机构，曾协助港英政府落实不少重大决策，但回归后它的角色大不如前，一度恍如被「投闲置散」，本届政府更把它改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智库香港愿景计划执行及研究总监冯可强曾撰文探讨港英时期中策组的运作经验，指出它有可取之处。他提到，当年顾汝德用人来自各党各派，例如委任民建联创党总干事郑艾伦为全职顾问，非全职顾问包括民主党政策研究员刘细良、工联会陈婉娴、民建联程介南、职工盟李卓人、民协罗祥国等。他并引述刘细良的一篇文章称，「顾汝德当时说，中策组不需要港督的『粉丝』，要客观评估政治形势，就一定要听到来自不同阵营的声音。」

【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林郑不解民情　态度傲慢成民怨催化剂

可是过去二十多年，他目睹历任特首的失策和弊政，他们对香港经济存在悲观主义、选择性地落实《基本法》、迷信自由市场，令失治的问题遍布政府各个层面，对民生福祉构成威胁，「过去二十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长年秉持一个观点—拒绝更乐观地看待香港前景，认为日后的财政危机不断威胁香港，因为社会累积不满、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

《基本法》第三十六条列明：「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顾汝德强调，历任特首选择「忽视」这些属於社会的权利，全因他们相信仿效私营企业的运作方式去管理社会是「最好的」，政府拒绝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令到本应以服务市民为目标的工作，转以逐利为本的商业模式提供。

《失治之城》一书中详述特区政府追求商业模式及自负盈亏，导致社福界蒙受伤害，例如特区政府坚信能够以商业模式解决长者住院护理严重不足的问题。可是，私营院舍的质素参差，长者对於受资助机构的质素更有信心，结果轮候入住的长者始终大排长龙。

顾汝德引述，林郑曾宣称花费在福利上的每一元，都是以牺牲其他政策领域为代价。他提到，2013年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确立「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得到宪法保障，「林郑月娥作为当时政府第二高级官员（时任政务司司长），一定知道这个重要的裁决。」可惜，她深信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所需的成本「潜藏毒性」，以致过去两年间不仅未能解决林林种种的社会问题，更曾打算收紧长者综援年龄门槛，引起激烈反弹。

顾汝德直言，林郑最失败之处是无法解决住屋、医疗服务、老人与残疾照顾以及教育方面的严重短缺问题，虽然这些关乎市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服务陷入灾难局面不全然是她的责任，而是该归咎於首两任特首拆毁了香港的社会保障网，但是林郑上任时信誓旦旦要有「管治新思维」及「理财新哲学」，却继续承传其前任的管治思维，教条式地复制商业管治模式，视社会福利支出为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威胁，以「量入为出」为理财桎梏。顾汝德形容，林郑犹如是模仿商业模式治理社会的「虔诚信徒」。

基层家庭愁生计、住屋，年轻人忧前路，政府却一直无所作为。社会困局引起的广泛失望，早已积累一股民怨。《逃犯条例》修例风波爆发后，不少人将希望押注於下一任特首。然而，若然不彻底改变僵化的管治模式，又如何避免未来的特首不是「林郑2.0」？

过渡性房屋屋邨仅属「小修小补」

据了解，港府现正集思广益，冀可於短期内推出一些改善民生及经济政策，以挽回市民信心和修补社会撕裂，其中一项主打的是房屋问题。因房屋在香港向来都不单纯是住屋问题，当中更涵盖政治及稳定社会等元素，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近日回应近期的政治风暴时，便指事件不只和政治有关，更直言房屋问题同样也是民怨累积原因，政府需早日为市民解决房屋问题。

然而，不论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上月底在网志提及兴建只有数百个单位的过渡性房屋屋邨，又或是基层住屋团体倡议针对劏房重推租务管制等，要应对当前高楼价、高租金的严峻形势，仅能说是「小修小补」，难以排解港人住屋难的愤懑。

原来，上届特区政府曾酝酿过一项属「大动作」的房屋政策。一位政府前高官向《香港01》忆述，数年前还是特首梁振英主政年代，政府高层中曾有人建议，可仿效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为已婚夫妇提供可预购以建筑成本订价的资助房屋，令他们在楼价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亦毋须担心置业困难的问题，这将有助舒解市民「住屋难」的困境，缓和社会正在不断累积的怨气。可惜的是，这项建议及后却因种种原因未有再跟进，最终束之高阁。

对绝大部份香港人来说，过去几周是非常沉重的，身边不少朋友在六月都是人生第一次游行，表达对政府的诉求，经过二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由最初存有一丝希望，到最近逐渐变得「沉默」（不少年青人就被迫变得激进），而大部份这些家庭收入每月估计在十万至五十万元以上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基本上都已经持有外国护照），都已经开始计划办理移民海外，不少都退而求其次，选择较冷门的国家，如果政府依然高高高高在上，不诚恳反省为何年青人选择以死相谏，施政思维不根本性地改变，这个趋势可能只是刚刚开始，政府是否将继续大量输入中年低学历人口填补?

张一鸣 

回顾当年，港英政府在连场同样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激烈社会运动后亡羊补牢，既详细调查参与者动机及前因后果，又全面检讨在政治、经济、教育、住屋、社区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对的困境及压力，促成后来大规模开展社会改革，成功为社会带来相对安稳与有希望的生活面貌。虽说今天的香港与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五十年前的经验提醒我们，政府须确实承担起民生责任，与市民建立实质的联系，如此其认受性才有坚实基础。如今的管治团队不应再将头埋在沙中，而是应该深入调查民怨大爆发的始末并对症下药，以求重建与市民的信任和联系。

过时政制构不公社会
天星码头加价酿骚乱

1966年4月，一场由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约五仙的示威，演变成一场连续两晚打砸抢烧的骚乱。当时海底隧道仍未兴建，天星小轮为来往港九的主要交通干道。然而1965年爆发银行危机后，天星小轮在经济一片萧条下仍向政府申请加价「斗零」，惹来各界强烈反对，市政局议员叶锡恩更收集超过二万个签名，政府却一意孤行。1966年4月4日， 25岁青年苏守忠只身於今为爱丁堡广场的中环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吸引途人围观，又有几名青年加入，包括卢麒。及后苏守忠以阻街为名被捕，卢麒等人到港督府请愿，又在尖沙咀天星码头起沿弥敦道游行。

1966反天星小轮加价的运动，在政府封闭、社会严重不公的背景下爆发。（资料图片／Getty Images）

示威在翌夜却演变成一连两晚的大型打砸抢烧，示威者向警署掷石和玻璃樽，又企图纵火。殖民地政府出动英军以催泪弹、木子弹、手枪、轻机枪镇压，一名途人被流弹击中死亡，26人受伤，超过1,400人被捕。事件平息后，政府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等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写成《1966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发现，过千名被捕示威者当中，大部份为15至25岁低学历、低收入、高工时、居住环境恶劣的青年。当中不少青年只是中途加入示威，根本对示威的诉求不太清楚。及后演变成骚乱，根本无关天星小轮加价宏旨，不过是一场无组织、无计划、无目的，纯粹对政府及社会怨愤的宣泄。

然而，令这些年轻人不惜以身试法，破坏社会秩序的深层次原因为何呢？要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殖民地香港绝不是花花世界。当时香港超过一半人口为青年，其余大部份为大陆南来的难民人口，在此弹丸之地难觅一地安身之所。漫山的木屋区环境恶劣，尽管1953年圣诞日的石硖尾大火逼使政府积极兴建徙置大厦，成为香港公共房屋的前身。不过，其空间狭小挤逼、设施简陋原始，无法满足大量市民的住屋需求。再者，当时的香港又正处於急速工业化，保障劳工措施却严重不足，劳资关系紧张、工业行动时有所闻。另外，其时警队贪污成风、警黑勾结，对小贩等低下阶层极尽压榨之能事，警民关系极为恶劣。

1967年5至12月爆发的六七暴动，香港左派发动对抗港英政府的行动，由工人运动渐演变成土制炸弹袭击，伤及无辜平民百姓的暴动，有1,936人被检控。（政府新闻处图片）

如此社会滋生的，是劳工剥削严重、阶级极为悬殊、警队腐败丛生。殖民地政府身为一个外来政权，却仍以战前的一套「前去殖化」管治模式。政府长期封闭，连其官方语言亦为大部份港人所不谙的英语，官民隔阂之深可想而知。惟一能担当官民桥梁的市政局权力有限，仅有部份议席由民选产生，其余皆为官守成员或是官方委任之议员，难以体察民情。就算是民选议员，也不过是由23个专业界别人士投票产生，绝大部份市民被排拒在外。当年为民先锋而深得民心的市政局民选议员叶锡恩，其声音也被政府所无视，这也成为了反天星小轮加价骚乱的导火线。

在如此低度开放的政制，如此不公的社会环境下，新一代的战后婴儿，尽管是大多在香港土生或土长，亦难以建立一种归属感。

殖民地政府是否没有尝试解决问题呢？事实上， 1945年香港重光后，港督杨慕琦返港后第一件事，便是向全香港人广播，宣布推动宪制改革，让「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杨慕琦建议成立一个大都会议会，三分之二议席由市民直选或间选产生，此为香港管治者首次给予港人「港人治港」的承诺。然而当时立法局内的英资商界代表强烈反对，殖民地政府又生怕国共两党会透过民选议会渗透政治架构，杨慕琦计划最终不了了之，香港人亦错失了首次自治的机会。结果过时的政制根本回应不了香港战后工业化带来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战后婴儿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

精英与民情严重脱节　
绝望青年藉冲击控诉

这跟今天香港每况愈下的情景多么相似。时间穿越到五十多年后的添美道立法会大楼外，那些正冲击大楼的示威者。当中大部份看起来都很年轻，冲击手法也十分稚嫩。他们阵营之间曾经也激起了对於冲击的目的及计划的讨论。有人反对冲击，认为违反运动本身非暴力原则，也有人指当时大楼内没有人，亦没有会议，质疑冲击的目的，亦有人认为其原始的冲击手法不聪明。七嘴八舌的，看似组织零散、计划不详、目的模糊。

不过当民主派议员挡在冲击者前，劝勉他们冲击可能会换上十年牢狱生涯，他们却直指已用尽所有方法，皆得不到政府回应诉求，不知道做什么才有用。这场冲击立法会行动虽然看似无目的、无计划、无组织，然而当他们闯进了议事厅，在墙上写上「我要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等字句时，这场反修例风暴的一大症结便浮现出来——当一个不民主的政府与议会置百万人民的意愿於不顾，企图强行通过如此具争议的法例，许多港人对长年期待却未可及的普选承诺的不满，在这些以身试法、甚至矢言要用自己的前途和性命去换的示威者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们涂黑议事厅内的区徽，显示其对政府彻底的不信任。

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无疑是增加政府管治认受性的方法，是当做的事。（资料图片／曾梓洋摄）

官民之间的决裂，证明肩负正实现「港人治港」使命的管治精英与民情何等严重脱节，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无疑是增加政府管治认受性的方法，是当做的事。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66年的青年暴动，有政经社会的深层次原因，而今天的香港相比六十年代，虽然物质生治及条都富裕得多，社会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香港的楼价随坚尼系数逐年攀升，经济命脉却掌握於一小撮大地产商手中。年轻人创业艰难，上车无望，穷人被逼蜗居於劏房，香港首次出现了新一代不再相信会比上一代享有更好生活的现象，昔日由战后婴儿创造，自力更生便可出人头地的「狮子山下」神话已被彻底打碎。这些后工业社会的普遍问题加上了大湾区等陆港的急速融合，以及铜锣湾书店等事件加深了北京对港干预日益增加的印象，亦令香港的年轻人惴惴不安，生怕当日熟悉亲切的香港将会不再熟悉。

当年的战后婴儿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打砸抢烧，除了攻击当时市民深恶痛绝的警局外，没有特别针对政府机关的行为，原因是他们大多对香港仍未产生归属感，亦对英国殖民地外来政府无感。而七一冲击的示威者虽看似无组织、无计划，却是高度政治化。事实上，经历过八九六四、〇三七一、雨伞运动，港人早非昔日殖民地政府刻意去政治化的纯粹经济动物，可惜特区政府仍试图以早已过时的管治手法鸵鸟式应对。当选举委员会及功能组别的政治结构设计完全向商界倾斜，少数财阀及政治精英长期垄断权力，亦成为解决贫富悬殊、楼价高企的绊脚石。

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保驾护航下，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强推一个又一个极具争议的政策，当市民的愤怒在体制内无处宣泄，继而走上街头，百多万人的和平示威却被管治者胡混推搪过去时，示威者诉诸更激进的手法，自然是可以预见。而当示威者以堵路、冲击作为示威手段，政府调动警察对付示威者，亦令警察卷入政治漩涡。警方本身亦在应付示威者时多次被指出有滥权滥暴行为，也令其多年辛苦修补的威信荡然无存。政府失去年轻人的彻底信任，最终逼使他们用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作赌注冲击立法会，1966年迷失一代的绝望感，竟跟五十多年后2019年年轻人的感受暗暗契合。

示威者以堵路、冲击作为示威手段，政府调动警察对付示威者，亦令警察卷入政治漩涡。图为警方在6月12日冲突中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罗君豪摄）

六十年代年轻人对前景没有出路的绝望，尽现於天星小轮示威领袖卢麒的遗书中。当时仅19岁的卢麒在示威中意外成为领袖，后来示威失控演变成骚乱，卢麒被以「煽动破坏公安」判守行为三年，后来却竟因在元朗「盗窃单车」判囚四个月，出狱被发现命丧於其佐敦谷徙置区寓所。其遗言便写道：

今次卢麒非死不可了。难以传奇性的绝处重生了，怎么办呢？饭又难找吃，当局又说我不适应此社会……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国的倚靠，无主孤魂的到处漂浮，心灵的创伤，直至永远？还是短暂的？

在殖民地下成长的青年，既遭排拒於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体制，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种既陌生又朦胧的印象，本土身分尚未植根，其「无主孤魂」的失落，再加上生计困难，对前景无望，最终令这些年轻人成为时代的受害者。

而在2019年的今天，社会弥漫的是前所未见的悲观情绪，其原因在於今天年轻人的港人身分认同虽然是有史以来最为高涨，政府不民主和不听民意的管治手法，却令年轻人判定这个政府并不属於他们。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便是打着「重夺议会」的旗号。六十年代的迷失一代跟今天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竟如斯相似，其身分认同跟政制结构本身都产生了根本错位——1960年代外来的殖民政制与追寻身分认同的战后婴儿之身分错位，以及今天排斥甚至镇压青年声音的不民主政制与港人身分认同及民主意识炽热的千禧世代之身分错位。

今天年轻人的港人身份认同虽然是有史以来最为高涨，政府不民主和不听民意的管治手法，却令年轻人判定这个政府并不是属於他们的政府。（资料图片／罗君豪摄）

五十年前大乱换大治
如今也该让青年「回家」

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此起彼落，天星小轮骚乱后一年更因一宗劳资纠纷而爆发了左派的全面暴动。但动乱换来的，是殖民地政府的改辕易辙，积极推行改革。在伦敦及西敏宫敦促下，殖民地政府积极引入诸多劳工法例，又进一步确立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令青年有书读又可安居乐业。政府亦大搞青年舞会、香港节，众多针对青年的文娱活动，在社区举办扑灭罪行运动、清洁香港运动，加强港人的社区及公民意识，塑造香港人对其邻里以至香港的归属感。

除了民生政策外，政府对於民间冒起，由战后婴儿担纲的诸多社会运动，如中文运动、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亦从善如流，在1974年定中文成为法定语文，最终更冒警廉对立的风险，於同年成立廉政公署肃贪倡廉，努力修补警队形象，最终令香港警队誉满亚洲。政府又在六六骚乱后将政府的网络扩展至社区层面，在加强官民沟通而成立的互助委员会基础上，引入区议会制度，树立地区自治的趋型，又大幅扩大立法局的成员，广纳社会不同阶层人士，为八十年代引入代议政制的民主化铺路。

年轻人愈感绝望，转趋用愈激进的手法，特区政府总不能把年轻人全都视为暴徒。（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在殖民地政府积极进行改革之下，加上经济起飞，一度是人心惶惶、浮躁不安的「难民社会」，竟可在一穷二白、动荡不安的劣境之中浴火重生，开创出被誉为「黄金十年」的麦理浩时代，香港人亦渐渐从昔日「无主孤魂」的意识摆脱过来，在这昔日被喻为「借来的地方」滋长了家的感觉，甚至决意在这小岛上安身立命。港人的身分认同一直建构起来，直至1997年的7月1日的凌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铿锵的听在香港人耳里。然而二十二年后，昔日香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却似乎彻底的被辗碎了。

立法会的玻璃在砰砰的声响中打碎，年轻人在电视屏幕前看起来或许很粗暴，但他们在立法会内柱上写上「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没用」，却暴露了残酷的真相。面对年轻人愈感绝望，转趋用愈激进的手法，特区政府总不能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对民间的诉求视而不见。

示威者打破玻璃的一幕，被很多人谴责是暴力，但这个画面某程度上诉说了年轻的无力感与绝望。（资料图片）

在1956年、1966年、1967年短短十年间发生的三场大型骚乱后，政府都有写成报告书。其中以反天星小轮加价示威酿成的骚乱中，港督戴麟趾委任了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徵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律师黄秉干组成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调查骚动成因。今天历时逾月的反修例事件，已引发多场过百万人的示威、数场流血冲突，以及示威者冲击立法机关的重大事件，民间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声音，应该得到政府回应。而且独立调查委员会不仅可调查警察在「6．12」清场行动有否滥权滥暴，亦可调查整场风波的成因以及来龙去脉，将真相还原以给公众一个交代，也可为当日「暴动」的定性作检讨，究竟连夜打砸抢烧都只是被定性为「骚动」时，「6．12」被判定为「暴动」是否合理？

当五十多年后，香港再次被纷乱不安的氛围笼罩，年轻人对香港及自身都感到彻底绝望，甚至不惜流血和隐痛，以死相搏的时候，香港会否能如六十年代一样，再次「传奇性的绝处重生」吗？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除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外，特区政府更该痛定思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改革，解决社会不平等、政治不民主、缠绕了香港多年的深层次问题。让香港人真正感受到政府是我们的政府，议会是我们的议会，香港是我们的香港，切切实实落实「一国两制」，让我们寻回家的感觉，把年轻人从绝望之中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