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报，看到一则短评：
『流感高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病倒失声还要到立法会开会，由同事代为发言，虽然只能做活动布景，他也要亲自上阵。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工作至深夜，半夜三更找不到吃的，只能用微波炉「叮」即食面充饥，结果搞坏肠胃，要入医院「修理」。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过去二十年当官的生涯未放过大假，如今年逾六十五，身为特区政府第二号领导人，仍要一如以往早出晚归，星期六、日亦无休出席大大小小的官式活动。
特区首席领导林郑月娥自爆每日二十四小时除睡觉时间外，其余是工作时间，忙时每日睡觉三四小时，闲时也只是每日瞓五小时。』
作者认为，带病上班、工作至深夜，以至自己饮食和休息的需要也不顾，若这样的工作态度实有需要好好检视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例如：
「1. 将勤补拙；
2. 副手不济；
3. 制度不妥当，工作量过多；
4. 明知下属能力比自己好，为免工作表现高下立见而不敢放手」
依个人看，上述四个地方或多或少都可能出现问题，但主要在第1及第2 点，所谓「拙」，蠢也，思考力不良也；所谓「不济」，是工作能力不足或工作态度不良，甚至兼而有之。综合而言，也就是高官自己及他/她的主要副手以至管治团队能力的不足，而这个能力取决於个人的才智、学识及性格。
第3及第4点，在高官及主要副手能力及魄力充足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存在，故4点其实可归结为2点。
过去十多二十年，我一直对香港人普遍素质的每况愈下深感忧虑，这个素质包括了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被诩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务员团队之一的香港公务员亦不例外。
高官及高级公务员的不济，由来已久，於今为烈。早在2003年11月，就著《维港巨星汇》事件，我已指出特首、高官的不济：
『为政之道，不外解决「做甚么」及「怎样做」。前者是方向性及前瞻性的，属领导人负责范畴；后者涉及以贯彻及达成前者为标的之种种具体措施，是下属执行范畴。特区政府97年以来的施政，劣政斑斑，是因为无能好好地解决「做甚么」及「怎样做」，无能可以是工作能力问题［特别是思维能力］，亦可以是工作态度问题，於是大做大错，小做小错。七・一以来，满以为管治班子汲取教训，会有所长进，怎料仍是一个样，甚至有点变本加厉。
先不论以巨资包底形式邀请国际名歌手做骚是否振兴香港经济和重振港人的信心的好手段［「做甚么」］，且看看高官贯彻目标的手法［「怎样做」］，简直难以相信是居这么高位的精英之精英所为。很简单的工作，亦处理得一塌糊涂，说他们将逾亿元公帑倒进大海，恐怕亦不为过。在财赤严重的此时此刻，这简直是罪。我深信，随便找一间中型私人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处理同样的事情亦会较此等高官为佳。前者的报酬不外三、四十万一年，但后者却是三、四百万，怎叫人心服？！
特区政府管治班子，处事几乎无事不错，许多时候以被逼成立专责调查委员会告终，而调查报告又往往落得「没有人需要为事件负责」。一旦谈到问责，犯错的高级公务员，纵使大错，由於不用负上政治责任，每每逍遥罚外，往往连调职的处分亦豁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不是嗜血，总认为疏忽职守的人，理应处分，不能老是赏而不罚。赏罚分明才会激发各人尽忠职守和力争上游，这是使机构保持及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法门。不能问政治责任，可以问行政责任！如果现时没有向公务员问［行政］责的传统，应立刻建立。只有这样，我们才可提升公务员的素质，特首才可避免「无可用之将，复无可用之兵」之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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